来信／来论

　　也请多些“狗性关怀”

　　一只长毛小狗趴在马路中间，一名警员挥舞着手中的电棒朝这只小狗猛击，小狗被电得嗷嗷直叫，浑身颤抖，痛苦地在地上来回翻滚，可是电击依然在继续。最后，小狗可能实在受不了了，艰难地站起来一瘸一拐地走了。而在此时，众多围观者对这只腿上有伤、又臭又脏的小狗也大有痛赶之而后快的意思。这一幕发生在4月8日上午的广州市盘福横街某饼屋附近。

　　自古有训：好狗不挡道。这只小狗横卧街头，仅仅是因为腿残。我无意指责这名警员，可能他正是接到群众报警紧急赶来解决脏狗挡道难题的，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只是我觉得这种处理方式有些不妥。这是一只腿部受伤而对人不会造成任何伤害的小狗，为什么不能采用更为平和的方式，而一定要采取这种暴力呢？

　　我也无意指责围观者的冷漠。我只知道，我女儿正巧看到那一幕，迅速冲回家，趴在我身上哇哇大哭，还拉着我的手非要去把那只可怜的小狗抱回家不可。女儿边哭边大声质问：“虽然是一只狗，可它也是一条生命啊！为什么要这么狠心地去伤害一条弱小的生命？尽管这只小狗睡在马路中间，那为什么不把它叫醒，或者把它轻轻地抱走呢，何况它的腿还有伤，为什么一定要使用暴力呢？”需要说明的是，我女儿已经上六年级了，我还很少见到她这样伤心地失声痛哭过。面对女儿的质问，我无言以对。倡导人性关怀，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对于人类的动物朋友，比如这只小狗，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多一点“狗性关怀”？苏茜

　　请ADR给个数据

　　自4月7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警示所有非甾体消炎药均有潜在的心血管风险以来，许多国人对此非常关心。因为芬必得、扶他林、阿司匹林、西乐葆等在国内广泛使用的著名非处方药品，都属于FDA所说的那类药。虽然国内的有关部门很快表示，“绝大多数药品在国内的剂量和用量与国外并不相同，虽然FDA发出了对非甾体消炎镇痛药安全性的防范警告，但在中国这类药物是否安全仍需等待中国药监部门的安全性监测结果”，但另一个问题也由此浮出水面：因为止痛药，每年有多少例中国病人需要住院，又有多少人因此而死亡？

　　2000年美国FDA叫停康泰克等含有PPA的药物，我国的ADR(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属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也跟着紧急通知停用所有含PPA的药品。今年初，英国首先叫停苏丹红，ADR才跟着全面清查含苏丹红的食品。这次又是一样，美国的FDA宣布了止痛药风险，ADR才开始跟着忙乎。不安全的食品和药物如果没有国外的监管报告，并把信息传到国内，ADR就始终浑然不觉，这种现象已经多次出现。FDA发出止痛药安全性的防范警告并公布死亡人数后，公众也急于需要了解究竟中国有多少止痛药会致人死亡，又有多少中国人因为止痛药而丧身。即便全国的统计数据一时不能汇总，也可以先公布地方的检测数据和具体病例。但许多天过去了，ADR没有任何数据公布。没有公布，是因为中国没有人因此住院，或是没有人因此死亡，还是监管工作存在严重的系统失职？

　　康劲

　　用民意驯化立法

　　北京市政府去年起草的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草案)在征集意见时，由于246条市民意见中大多数持反对态度，该规章推迟出台，列入今年立法调研项目。这意味着，一部本可以在2004年出台的政府规章暂时搁浅，等待调研结论(4月10日《新京报》)。

　　当立法试图发现法律(人们曾经认为法律是不能制定的，而只能作为某种本来就存在的东西来加以适用)，遵从民意，有利于民众实现某种可欲的秩序时，这种立法必然会扩展人类活动范围。相反，当立法试图创造法律，有利于政府机关和统治者实现其可欲的秩序，这种立法必然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我们常常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这样的例子，一项立法，如果符合民意，会得到民众的自觉遵守和自我实施，执法成本也较低；如果不符合民意，就会得到民众的“自觉”和“无意识”抵制，执法成本也较高。

　　那么，如何使立法发挥其正功效，而避免其负功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使立法接近于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使得立法尽力去发现“法律”，而在需要创制法律时，需要尽可能地模仿法律本身所具有的正当行政规则属性。一句话，用“民意”驯化“立法”，使立法符合“民意”，从而使立法接近法律意义上的法律。北京市因为市民意见而推迟租赁管理办法，这正是“立法”接受“民意”驯化的发现。我想，在接受“民意”驯化之后制定出来的法律，必然会经受时间检验，也同样会得到民众自觉遵守。李文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