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量说真话”及其它

　　文洁若大姐托北京东方出版社寄来刚出版的《萧乾文萃》。我有缘与晚年萧乾相交二十年，读过他这期间发表的几乎所有文章。他的一些很有个性和见地的名篇，如现又选入此书的《八十自省》，还是首先经我之手载于刊物呈献读者的呢。对这位我由衷尊为师长的老记者、老作家、老翻译家，自有话可说，有想写要写的东西。

　　还在上世纪50年代读大学时，我最初从《人民日报》上读到萧乾的特写长文《万里赶羊》，曾佩服得不得了：那才是记者的大手笔，写得那样真实如睹，感人心弦呀！那时我二十出头，已在一家省报当过一年多小记者（我正是从这个岗位考上大学的），脑子里曾闪过念头，有朝一日能一见这位大记者。可是过了没多久，我就从报上获悉萧乾戴上千斤钢帽成了“阶级敌人”的报道，非常惊骇。待我第一次见到萧乾，已是过了二十多年后的1980年。在萧乾从我们文坛消失的那整整20年间，他和他那支秀笔一起被扫进了垃圾堆，他无论在写作和创作上，都几乎是一片空白。现在收入《萧乾文萃》的，就都是他1949年以前和“文革”终结以后的作品。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今天四十岁以内的人们不易理喻的那一大段难忘而也不当忘却的岁月。

　　然而，比起许许多多已先后于丁酉之灾与“文革”浩劫中死去的“分子”来，萧乾是幸运的。凡对萧乾有所了解的读者知道，他所以能够幸运地活下来，首先要感激的，是他的妻子———心甘情愿与他共同承受厄运，与他相濡以沫的文洁若。是比萧乾小二十岁的文洁若，也正是这个出生在书香门第、看似文弱却倔强无比的文洁若，以纯洁、善良的爱心和决心生存下去的欲望，温暖、抚慰了萧乾，让“文革”初就吞下整瓶安眠药自杀而后获救的萧乾，有了咬紧牙关活下去的勇气。当然，也应当感激我们已从噩梦中苏醒，正在天翻地覆地拨乱反正，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和时代。不是任何人物的恩赐，而是我们社会已孕育成熟的健康的力量，我们所处的时代趋向变革、通往进步的势不可挡的潮流，如同万木逢春那样，令萧乾破土重生，使他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使他重新唤起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作为作家的自信、才华与激情。从1978年起，已年近七旬的萧乾，重新拿起了笔。1980年他切掉一只肾以后，更以非凡的毅力和努力奋笔劳作，非常出色地跑完他所说的“未带地图的旅人”的全旅程，写下了以百万数十万言计的创作和译作。如今精编的《萧乾文萃》，全书36万字，就有半数文字，是他最后二十余年所作。

　　萧乾才华横溢，译、写、创作兼通，皆为其所长。《萧乾文萃》选入他各个时段的小说、散文、特写和杂文、随笔，足以表明他是写作、创作的多面手，近乎文学全才。不过我觉得，他最拿手、也最能随意挥洒的，还是特写和散文、随笔。我更喜读、更多欣赏的，也是他这些方面的文字，尤其是他在“四人帮”灭亡后写的这些作品。他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有记者观察事物的那种敏感和锐利目光，又很有才情，二十来岁就开始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有作家那种形象思维和描写表达的灵感，加上他生在北京，自小对京白普通话娴熟于心，就使他的特写、随笔一类散文的语言文字，不仅非常流畅明快，而且悦耳动听、形象生动，有一种吸引读者非读下去不可而又感到亲切的魅力。《萧乾文萃》内除小说类之外的几十篇文字，都有这样的魅力。几十年来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曾经极大地支配我们的报刊，影响我们的文学。令我们的报刊文章和许多作品的语言文字变得干巴枯燥，充塞着僵死的教条味甚至火药味；至“文革”期间发展到极点。这些语言文字，不单为萧乾所排斥，而且为他所厌恶。我开头提到的散文《八十自省》，就有这么一段话精辟地表达了他的心声：“我诅咒‘文革’，不仅由于他们打砸抢杀，我也厌恶他们用的语言。对不顺眼的，就‘炮轰’、‘油煎’、‘千刀万剐’，对拥护的，一个‘万岁’还不够，要喊‘万万岁’。我一直想从文字及逻辑上分析一下所谓‘文革语言’。”今天我们五十岁以上的人们大概还记忆犹新，这种“文革语言”，曾经多么严重地毒化着我们的社会空气，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带来过多么惨痛的危害和灾难。

　　我曾在一篇文章的最后这样评说过“文革”之后的萧乾：他不仅恢复了做人的尊严，恢复了做记者、作家的个性与自信，在尽量发挥自己才华的同时，尽己所能地讲真话，不跟风逐浪，不造假说诳。他终于以非常的毅力与努力跑完了人生的最后一圈，表明自己无愧于作为知识分子所肩负的天职和应有的良知，无愧于读者，也无愧于我们的时代。萧乾在他的文章里也说过：“知识分子不只是闭门埋头搞自己业务的人，还应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良心。”他还郑重地用毛笔给我写过一幅题词：“尽量说真话，坚决不说假话。”读者从《萧乾文萃》的文章就可以看到，萧乾是这样写、这样说，也正是这样做的。

　　萧乾对我们这个有漫长的皇权专制文化传统的国度，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目睹解放后那些与社会现实脱节、不搭界的各种口号和所谓豪言壮语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也亲受过谎言大行其道、真话几乎绝迹的十年“文革”。那些年头，我们国家，正如萧乾还在留英时就相识的老朋友杨宪益在一首诗里所言：“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我们清楚，小至一个人，大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是假话连篇累牍而真话不说、不敢说、不想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文革”一终结，他就步巴金之后，在自己的所写所作中，力求讲真话。《萧乾文萃》中，他为巴金国际学术研究会而撰的《他写，他也鼓励大家写》，就是从巴金濡着血泪写那五本真话集《随想录》讲起的。

　　在我看来，《萧乾文萃》内他晚年写的全部文字，就像他1978年以后出版的回忆录《搬家史》、《负笈剑桥》、《未带地图的旅人》和散文集《点滴人生》、《旅人的绿洲》、《我这两辈子》等著作一样，都是他尽量讲真话的记录。它们不仅有文学上、美学上的价值，还有了解、认识我们国家、社会的已往历程和我们知识分子命运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