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媒体集粹:被"官府"拿获就该受皮肉之苦?

　　4月9日，《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来到南京三十四中学，为学生阐述语文基础知识积累的重要性。他举例说，有一名学生写了一篇600字的作文，其中竟有72个“死了”，包括“心里烦死了”、“功课紧张死了”、“热死了”等等。他把这种现象“诊断”为“语言贫血症”。一篇作文中出现了72个“死”字，仅仅是“语言贫血”吗？这背后有没有更值得我们警惕的问题呢？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这名学生都写了哪些“死”吧！虽然郝先生仅列举了“心里烦死了”、“功课紧张死了”等三个例子，但这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又到了高考时节，考生和家长们开始关注高校的招生计划和招生资源。一些自称“能拿到高招调剂指标”的中介公司又开始活跃起来，一名自称李建森的人竟然把中介公司的办公地点放在了坐落在北京市考试院大院内的学府宾馆，和“高招办同层办公”。中介公司所来何为？简单说，就是通过种种手段，让高考分数不够的考生被高校录取，以从中获取高额报酬。招生中介的活跃说明了啥？

　　刑讯之所以能如此久远地浸入中国司法的骨髓，更源于官方和民间的双重纵容。别看今天在佘祥林、王树红等冤案中，刑讯既被细致解剖，也为千夫所指，民意的大多数恨不能一刀切去刑讯的不散阴魂。然而我们是否想过，若将今天的佘祥林、王树红换成是其他不知名的犯罪嫌疑人，我们还能否有今天一般的义愤填膺？我们又会不会回复到往日的不理性：反正被官府被拿获的人就不能算是“好人”，受点皮肉之苦是他自作自受，更是理所应当。难道不是吗？

　　过去，人们将封建社会达官贵人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的子女的一种蔑称为“衙内”，比如，《水浒传》中，高俅的儿子被称为“高衙内”。甘肃崇信县公安局副局长王效海之子王浩铭，仅仅是与人发生碰撞，而且还是自己把别人碰倒，却采取极其残忍的手段，打人致死。可以说，这起性质恶劣的案件，就是现代“衙内作恶”的一个缩影。针对这起案件，当地法院审理认为，王浩铭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本应从严惩处，但其犯罪后，在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之前，被其父控制报案并交给接警后赶赴现场的公安人员，属自首。对法院的判决，我无法提出太多异议，但是，这样的“衙内作恶”事件，还是让我看到其背后的“家庭资本”影子。

　　作为自考生，他们虽然所取得的文凭是国家承认的，但他们在实际求职中总会受到一些歧视，这就使得他们想在心理上需求和正规普通高校大学生平等的机会。无疑四六级正是提供这样一个标榜同等能力的好平台，当然这也是为他们自身增加择业机会的砝码。如今四六级改革，其目标是淡化四六级考试的职能，使其成为在校生测试英语的普通平台。虽然将包括自考生等在内的社会考生排斥在外，但他们还可以参加诸如全国公共英语等级等水平考试。可以说社会类考生是不愁选择的，关键的是他们害怕社会上仍然对四六级情有独钟，不给其平等的机会，所以需要社会一起和他们来将四六级“降温”。

　　某省《鼓励公务员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实施意见》正式实施。按照规定，对在岗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所在单位要提供必要的面授和考试时间，保证完成学业；在学期间，工资、津（补）贴、奖金等待遇不变，取得学位，单位补偿学费。公务员管理能否用足社会资源是考察公务员制度开放性的一个重要指标。而现有公务员制度在利用社会资源方面远未达到“用足”的程度。

　　“对住房价格上涨过快、控制措施不力，造成当地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影响经济稳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地区，要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国务院在3月底下达的《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中这样表述。在一系列市场化的调节手段不甚奏效以后，中央政府不得不祭出行政调控的“法宝”。行政调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这是个值得怀疑的命题。笔者以为，房价问题反映了地方与中央政府的财政博弈。

　　《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草案）》被推迟出台，固然彰显了“民意”的力量与政策制定者对“民意”的尊重，但假使并没有遭到这些反对意见，该草案也许就不会推迟出台。在这里，立法只以“民意”为取舍，显然忽视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法意。

　　那么，这些老总为什么不能要求警察亮一下证件？不能，因为警察可是得罪不起的啊！去年，陕西白水县一派出所4名警察到女中学生马某家，要将其父亲带走，马某要求警察出示证件，就被打了一顿，随后被戴上手铐，揪住头发拉进警车。很多时候，当公民要求警察出示证件时，警察往往不屑地说：“你想怎么样？”据我所知，履行公务出示证件，是警察法规定的内容。可我们的警察为什么很难做到？我想，可能与某些人的观念有关。比如，警察向来认为自己是“管人”的，而且他们管的大多是“坏人”，就更不需要考虑“坏人”的权利了。希望我们的警察能在执行公务时亮出证件，同时高喊一声“我是警察”。

　　工人日报：收赞助费成公开的秘密 说明啥？

　　随着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原校长金甲镇、原副校长石良、原教务部主任柯肇晴出庭受审，一个艺术类院校招生的内幕随之被撩开了面纱。面对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涉嫌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的指控，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原校长金甲镇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收赞助费是学校的惯例”，“对扩招生收赞助费，是公开的秘密。”

　　这才是天机所在。不管他承不承认，崔健显然担当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同时又拥有这些知识分子相同的德性：忍不住要思想要主张，说出来之后又浑身发抖，于是自打耳光以求得所谓的“平衡”。如果说早年活在被“封杀”的传说中，崔健极力轻贱歌词尚可理解的话，如今自打耳光成为习惯，就有点不跪下就说不了话的感觉了。

　　针对FDA警示所有非甾体消炎药均有潜在的心血管风险，我国多位药学专家就此表示，美国发布这种警示是非常常见的，并不说明这些药就不能用了。药品被发现存在安全隐患，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漠视其存在以及暧昧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