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一次出巡山东，得报多尔衮后代要作乱，乾隆听了很生气，即用《论语·季氏篇》中的话问随巡大臣：“虎兕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过欤？”其意思是说，老虎狮子从笼子里跑出来，龟甲玉器在匣子里毁坏了，是谁之过？周围大臣无一作声，惟时任銮仪队侍卫的和坤用朱熹批注的一句话大声回答：“典守者不得辞其责。”寥寥几字，切中要害。
观今之执法者，在执法不力的情况下，总要抛出种种托辞，最大众化的也是最流行的莫过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是的，法制的理论一定会滞后于实践，大量的新问题不可能都有现成的法律依据；法律要保持其普遍适用性和对社会变化的适应性，必须保持适当的抽象性，不可能提供一个包罗万象的秩序体系。如何解决法律滞后性与宽泛性带来的影响？执法机关就要运用其专业判断，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在不违背法律的一般原则的条件下，确定具体的适用规则，填补法律的漏洞。而不能仅限做法律的自动售货机，不敢越雷池一步，总是把责任全部推到一些客观因素上，如：把法律不健全当作执法疏漏的挡箭牌，这是不太可取的。
记得新中国成立的头几年，那时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正像薄一波同志所说的那样“至今仍令人神往和回味无穷”。当然，这里有道德、理想、社会契约、社会习俗等自我调剂因素的作用，但也应该看到，当时果断处决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这对党员干部进城后拒腐防变起了多大的警戒作用呀。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比改革开放以前要完善几十倍，而我们社会的丑恶现象比改革开放以前要多很多，其中有道德滑坡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因为某些典守者不尽其责，执法慵懒，在执法活动中乱立章法，以言代法，徇私枉法，甚至执法犯法，导致法律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实现程度极低。
广东毒米案、江西食用油案、山西、广西的矿难、安徽劣质奶粉案等等，无不反映出行政执法的软弱混乱状态。得不到有力执行的法律，其实就是最大的“不健全”，执法不力就是法律最大的尴尬。即便是在治理乱丢垃圾，随地吐痰上祭出重典，甚至罚款额比西方国家高几倍，然而还是垃圾遍地，痰迹依旧。何以“桔逾淮而为枳”？根源就在我们的执法是运动性的，就像一阵风，吹过就算，难以持之以恒。遥想汉高祖刘邦攻破秦都之时，只需“与咸阳父老约法三章”，就简简单单十个字“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便可保天下大治。刘邦正是看到当时的执法系统出了问题，有法不如没法，到了执行阶段就变了样，所以刘邦只保留了最容易执行的三条，严于执行，秋毫无犯，汉遂有天下。及至汉末，律法汗牛充根深蒂固，“法网严密”，却难免天下倾覆。何也？法不在多，在于能否得到有效实施也。
正所谓“生殖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在今年召开的“两会”上，温总理的报告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报告中强调：“各级政府及其部门都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接受监督。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坚决克服多头执法、执法不公的现象。”提出这一点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执法不力问题。要让执法者不得辞其责，改变“立法如林，执法不灵”和“立法字斟句酌，执法轻描淡写”的局面，还需要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理直气壮地把法律监督抓起来，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的情况，以及在行使职权中的违法行为和不适当的行为进行检查、督促、纠正，促使典守者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稿源：红网)(作者：周建军 )(编辑：潇湘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