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玉楼愁钱

　　本报记者　沈文敏　高渊

　　农村税费改革后，夏刘寨村村干部依旧忙着筹划村里的事，但他们的日子显然没有以前好过了。

　　本报记者　周寅杰摄

　　躲不过的债务纠纷

　　坐在光线黯淡的办公室里，耿玉楼没有开灯。

　　一位镇干部递来一张纸，老耿看着连连苦笑。“这几个月来，这样的判决书我几乎天天收到。”原来，镇里前几年印计生宣传材料，拖欠镇上一家私人打字复印社2．8万多元，被告上法院。现在，镇政府被判缺席败诉，必须全额偿还。

　　“哪里有钱还啊！”作为夹沟镇党委书记，耿玉楼经常为钱发愁。眼下，在这个皖北的农业镇身上，背负着350多万元的债务。“这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镇上的资产就剩这两层办公楼了，要是卖了日子还咋过？”

　　说起欠债，镇上的干部都有一肚子话。前些年，夹沟镇集资修路、建水利设施，欠下了一大笔工程款。同时，镇里有8所中学、30多所小学，前些年，为完成达标任务重新整修，又花了几十万元。

　　在耿玉楼看来，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希望，十分渺茫。“那时候到处借钱填窟窿，原本指望靠每年通过‘三提五统’向农民集资还债。但现在，不要说集资收费，连农业税都取消了，就只能天天被人追着屁股要债了。”

　　“即使没有这些债务，就现在乡村的财力，也太弱，很难办事了。”镇里的财务人员插话说。原来，取消农业税以前，上级每年返还10％的农业税，作为乡镇的办公经费。去年，夹沟镇征收农业税275万元，得到了27万元的返还，再加上计划生育经费，共有47万元办公费，也算勉强维持。

　　“但今年不行了。我刚到区里打听过，今年，我们镇的办公费是18万元，还有19万多元计生费。这点钱真不够花，以后怕是连水电费都交不上了。”耿玉楼说反正债多不愁了。

　　干部还能做什么

　　进村的路坑坑洼洼，汽车一路颠簸，车后尘土飞扬。短短5公里路，小车跑了个把小时。

　　但在夹沟镇夏刘寨村，一上午村里没有看到一个农民。村党支书王化东说：“农业税不收了，大伙都在田里忙自己的事了。”

　　村里一位干部说，以前村干部与群众关系紧张，干部到村里找农民就是三件事：收粮、要钱、抓计生。有时候，有的农民见到干部拔脚就跑。现在情况不一样，种粮有补贴，1亩地补贴10多元钱，直接打在银行卡里。取消农业税后，干部也不用向农民要钱了。而这几年计生工作趋向规范，干部也不用成天盯着了。

　　“现在干部几乎都不再下乡收费，但很多事情也越来越难办了。”耿玉楼说，以前乡村的公益事业主要依靠农民集资解决。实行税费改革以后，取消了乡统筹和村提留，原来的农村公益建设费用没有着落。按说中央下拨的转移支付资金中应该含有这一块资金，但实际上还没有到位。再加上“一事一议”又难以实施，致使乡村公路建设成为“盲点”。同时，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也不同程度地陷入类似困境。

　　但在当地农民看来，他们不仅希望乡镇帮他们修路，更期待干部为他们服务。夏刘寨村一个农民说：“如今，我们看到干部不躲了，反而盯得更紧了。因为我们对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希望他们能真正带我们致富。”

　　其实，农民的想法镇上也清楚。但耿玉楼说，现在镇党委、镇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出去招商引资。按照他们的想法，今后要把镇干部一分为二，留一部分人做日常工作，让更多干部去招商。“不招商，以后日子怎么过？”

　　路朝哪里走

　　唐张村的会议室里，长条桌上布满了灰尘，一名干部正拿着笤帚洒水扫地。显然，这里很久没有用过了。

　　郭瑞力当了7年村支书，村里的工作人员也由当初的20多人减至现在的6人。“以前，乡村90％以上的人力，投入计生和收税工作，按照现有的体制，不需要那么多人了。”

　　目前，夹沟镇包括事业单位编制有60人左右，而两年前有200多人。机构精简下来的人员年龄大的提前退休，不少人转岗到了教育行业做老师，一部分人“买断工龄”后自谋职业。

　　原来，夹沟镇人员编制构成错综复杂，基本上有四类，一是超编，二是在编，三是在岗不在编，四是不在编也不在岗但在册。因为乡镇本身的扩张冲动强烈，而编制约束力极其有限。前几年在税费改革过程中，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进行了撤乡并镇、扩大行政村规模的配套改革。但“七所八站”的设置被“办公室”、“中心”所取代后，职能的转变尚待完善。

　　“其实，正常运转的话，像夹沟镇30个干部就足够了。但我们现在类似农机站、畜牧站等为农民服务的人还是不够。看来，乡村干部的工作职能和重心得变一变了。”50岁的耿玉楼做了20多年乡镇工作，他也认为，再像以前那样“管农民”怕是不行了。

　　或许，现在是加速乡镇机构改革的“黄金时代”。因为免征农业税后，在安徽，像夹沟镇这样乡镇机构的内部财力和工资发放等，都已由县里统一掌管。乡镇机构精简与改革，不仅有利于集中人力、财力发展经济，而且有利于减少领导职数和工作人员，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困境中的乡镇政权，正处于“人到哪里去、钱从何处来、路朝哪里走”的变革十字路口。但无论怎么变，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如何更好地为农民增收服务，仍是头等大事。

　　《华东新闻》 (2005年04月13日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