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安全之困

　　本报记者　郝洪　吴焰

　　环保投入能够不再“纸上谈兵”吗？

　　4月6日，参与淮安“3·29”事故处理的环保人员最后撤离事故现场，同时对外证实，尽管，因为液氯泄漏事故导致当地麦子、油菜大面积枯黄，但是，因为该地区土壤本身对酸性物质具有缓冲性，事故对周边农田土壤的影响不明显。

　　但是，人们并不能因此放心。事实上，在此事故发生前后，有两份关于长三角土壤与近海生态环境的报告出台，报告中所透露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抵消“3·29”事故环境监测报告所带来的那点小小安慰。

　　2004年秋季，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表明，在土壤肥沃的长三角地区，包括南京的土壤质量正呈毒性，其中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有毒物质的污染已初步显现，一些地区的土壤标本中检测出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多氯联苯达100多种。一位研究员指出，此结果与该地区化工产业发展有直接关系。

　　而2005年4月，一份江苏、浙江、上海2004年海洋环境质量公报则表明，两省一市近岸海域中度污染和严重污染面积分别增加6540平方公里和8520平方公里，合计比两个上海面积还大。有关专家认为，沿江、沿海而建的化工、医药、染料等重污染企业常将有毒废水直接排入江海，是导致近海污染加重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何使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兼顾，是大化工时代无法回避的问题。”江苏省环境监察局局长凌静说。

　　要解决这个问题，将化工企业集聚，统一规划，集中控污是个好办法。上海化学工业区就通过产品项目一体化、公用工程一体化、物流传输一体化、环境保护一体化，借助先进的处理及转化技术，建立起化工区企业层面、园区层面、区域层面的“三圈”循环经济体系。按照国内传统的石油化工生产工艺测算，化工区一期将每天产生工业废水15万吨，而通过引进先进的生产工艺实现区域内水资源的循环利用，一期地块内项目的废水总量只有每天1.5万吨，仅为原规划量的10％。

　　不过，如此完善的循环经济体系，需要大投入，据有关资料，上海化学工业区每平方米土地的环保投入达500元。

　　这样的投入在汪永源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为江苏淮安盐化学工业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永源坦言，虽然，园区规划有日处理量为5万吨的污水处理厂，但是，由于资金没到位，目前尚未建设。“现在，园区企业的污水通过管道汇集到市区的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汪永源说。

　　将化工企业赶到园区“圈养”已经成为各地政府共识，但如何保证“圈养”的环保投入，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化学工业园的环保投入，显然是一个新问题。

　　化学危险品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够专业吗？

　　此次“3·29”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的应急反应算得上“快”———接到报警后不过数分钟，110就出现在现场；1小时后，市区几家主要医院已开通伤员急救绿色通道；第二天，南京、上海专家就迅速赶至现场，参与医疗、防化等事故抢险。

　　但是，面对危险性极强的化学品泄漏事故，城市应急体系除了“快”，还要更专业，否则非但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损失。

　　据“3·29”事故的官方新闻通报，被收治住院的350多名中毒患者中，有36位是救援人员，包括5位公安干警和6位武警官兵。这些救援人员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但他们缺乏专业的救治知识，更缺乏必要的自我防护设备，救人者也成了被救者。

　　3月31日晚，事故处理人员连夜对装有液氯的槽罐进行防渗漏处理。现场仍然充满刺鼻气味，操作人员虽然说站在上风口，但都没有进行防毒防护，有人甚至连口罩也没戴。

　　在当地医院，同样缺乏具有专业处理急性化学中毒性疾病的专业科室和专业人员。“氯气中毒后是否有后遗症？我还真的不太了解。”高新怀说，他是“3·29”事故受伤人员救治的主力医院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的副主治医师，也是该院，他说，南京和上海方面的医疗专家的到来，给他这样第一次接触氯气中毒的医生吃了颗定心丸。

　　化学危险品事故应急救援体系的不健全，不独淮安市一家。即使在北京地区的综合医院中，也极少设处理急性中毒的专业科室，缺少药品、防护器械储备。而在政府部门，所谓应急救援体系多是普适的安全事故救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像这样的事故救援，应该是专业的防化救援队伍，从车辆、设备、操作规范等等，都必须有极强的针对性，才能从根本上节约救援时间，将伤亡降到最低。”

　　在化工产业管理上，跨省、跨地区能精诚合作吗？

　　赔偿是“3·29”事件中最为关注的焦点，而因事故所涉车辆均为山东籍，赔偿问题就变得尤为敏感和复杂。

　　“淮安已按交通事故处理的赔付标准，将有关资金垫付到位，但是，不能对外界透露具体的赔付金额和赔付标准。”淮安当地的一位官员说。在淮安市采访的3天时间里，记者听到关于赔付的最多的观点是———涉及两省协调，难着呢！

　　其实，在大化工时代，需要跨省、跨地区精诚合作的，还不仅仅是类似的化工品跨地区运输事故，还有化工产业的管理。

　　比如化学品运输企业的监管。随着化工产业的发展，各地化工物流运输企业也应运而生，对化工物流企业，国家有一套规范管理制度。但具体到各城市，对制度的掌握尺度就大为不同。一些地方管理者认为，只要这些危险品运输企业不在自己所辖地盘上出事，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像“3·29”事故中，如果肇事的山东籍车辆在经过江苏收费站时，路政管理人员能严格检查，或许这一恶性事故就可能避免。

　　“一些地方为了避免节日期间在辖区内出安全事故，采取禁止危险品运输车上辖区内高速公路的措施，殊不知，这种做法恰恰给危险品运输增添了不安全因素。”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说，“因为，在人车混杂的一级公路，或乡间小道上，危险品运输需面对更复杂的路况，出事的几率更大。”

　　社会安全意识那根弦绷得够紧吗？

　　4月1日，记者随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一行来到“3·29”事故现场，查看受灾村庄的善后工作。

　　时值下午2点，正是一天中光照最强的时间。尽管，现场的污染源———肇事槽罐车已在当天上午被撤离现场。但是，阳光蒸晒下，被毒气熏黄的麦田、油菜田升腾起一股强烈的异味。很显然，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空气环境质量仍然很差。记者下意识地用湿纸巾捂住鼻子，却招来异样的目光。看看周围，除了在村后对中毒死亡家畜进行无害化焚烧处理的工作人员戴着口罩之外，所有现场工作人员，也都无任何防护。可以看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对化学品中毒危害都还是认识盲区，安全防护意识也都比较淡薄。

　　相当多的人，包括记者在内，也是通过此次事故认识“液氯”的。如果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多一些了解的信息渠道，如果“3·29”事故受灾区域的村民，此前接受过相关的信息，或许，伤亡就不会那么惨重。

　　全民安全意识的确立是建立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的。任何一个将化工产业作为支柱产业进行规划发展的城市，其市民都有对产业和企业安全状况了解的知情权。遗憾的是，在许多地方政府的意识里，化工产业发展是经济问题，而非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其项目选择、企业选址，无须经过公众表决，更不要说在公众间开展与此相关的安全知识宣传了。

　　《华东新闻》 (2005年04月13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