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蒲公英”能否东山再起（热点解读）

　　本报记者　徐元锋

　　58岁的王景权就像一个“末路英雄”。这位创办了全国第一家以村屯小卖店为主要连锁对象的民营企业家如今陷入困境。“不过现在的日子好过点了，上海、长春都有人希望能与我们合作。”4月12日，老王在电话另一头对记者说。

　　瞄准乡村小店

　　“蒲公英”最辉煌时在农村拥有3300家加盟店、两个配送中心、一个农产品加工企业

　　辽宁省法库县有44．5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38万。沈阳蒲公英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蒲公英”）的“总部”现在就位于县城边一间不足80平方米的民宅里。谁能想到，两年前的“蒲公英”是何等辉煌：拥有3300家加盟店、两个配送中心，还有一个农产品加工企业。

　　王景权自称是个“不太本分”的人。他想搞商业连锁的想法发端于让送水员为居民配送其他商品的点子。“最初想在城市搞，没成”，他便把目光转向农村。

　　行动之前，王景权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研，调研的结论让他对农村连锁经营的前景踌躇满志：仅法库全县309个村、上百个自然屯，共有小卖店2500余家，平均一个小卖店的月销售额在千元以上，全县的月销售额加起来就是3000多万元；农村小卖店作为销售终端，经过省城、县城、乡镇批发商的层层加价，商品价格虚高：一节出厂价7分钱的普通5号电池，村里小卖店通常要卖到两角多；由于没有正规进货渠道，许多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其间；另外，农民手里的特色农产品销售也存在困难。

　　2002年6月，“蒲公英”成立了。它的出现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小卖店的店主们更是踊跃加盟。一时间，“蒲公英”的种子迅速在沈阳市的法库、康平以及铁岭市的开原、昌图、彰武等地落地生根。道理很简单：有人送货上门，而且东西便宜，何乐不为？法库经济开发区东沟村的唐宏微是村里东发副食店的店主，他告诉记者：“只要送货及时，价格上没优势也行，省了咱不少事呢。”

　　“开连锁店并不全是为了农民增收，可是搞好流通的确对农民增收作用巨大”，王景权告诉记者，农民做买卖难，主要问题是卖难。东沟村农民王友向记者发牢骚说：“我们一般是等着粮食贩子来收，他们会找各种借口拼命压价。”王景权设想通过“蒲公英”的小卖店回收农民的农产品，这样既可以节约物流成本，又能够带来一部分利润。

　　“这样好的市场前景，为什么一些大企业没有涉足呢？”面对记者的疑问，王景权的解释是“大轮船进不了小河汊”。他说现在商业资本都在坐等农村消费市场成熟，“要是这样，农村的发展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陷入两难境地

　　除资金、经验、人才等中小型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困难外，还有配送成本太高、利润空间小等特殊原因

　　2003年，迅速扩张的“蒲公英”突然陷入两难境地：继续扩张则运营成本难以承受，不扩张则产生不了规模效益。

　　随之而来的非典加剧了这种困难，“蒲公英”从此一蹶不振。

　　总结经验教训，王景权说除了资金、经验、人才等中小型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的困难外，还有配送成本太高的特殊原因———辽西北地广人稀，村屯之间的距离少则十几公里。而且，当时只顾在农村铺摊子，“蒲公英”在城市的经营网络没有建立起来，双向流通变成了“单腿蹦”。对有些媒体对于“蒲公英”只是“松散式连锁”的质疑，王景权解释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统一经营势必增加运营成本，‘松散式连锁’是比较务实的做法。”

　　一份辽宁省商业局的文件称：“‘蒲公英’遇到的困难，是我省商业企业开拓农村市场急需解决的共性问题。”据了解，辽宁省目前城市人均年收入8800元左右，而农村一般是4000多元，辽西北地区一般在3000元左右。农民日常消费集中在生活必需品上，而这些商品的利润空间比较小。”

　　记者在唐宏微的东发副食店看到，尽管投资只有1万多元，商品却有800多种，针头线脑的一应俱全。“有些商品根本不挣钱，但乡亲们需要，咱也得进。”唐宏微说。

　　农村的产出主要是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特色农产品屈指可数，而且没有形成规模化生产。这些都构成了商业资本进入农村市场的障碍。沈阳市著名的商业企业———沈阳市中兴商厦的一位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没有进入农村市场的打算。

　　农村市场急需解困

　　基础设施尚不完善，需要国家对流通领域予以政策和资金支持

　　商务部今年2月份推行的“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让王景权看到了希望：未来3年内，商务部将在全国选择部分县市培育出25万家新型“农家店”，形成以城区店为龙头、乡镇店为骨干、村级店为基础的农村消费经营网络。

　　这些政策与王景权下一步的打算不谋而合。根据王景权的设想，今后“蒲公英”将在县城建立中心店，作为配送中心和商品种类、价格的样板；在乡镇建立旗舰店，作为二级配送的基地，兼营零售；村屯小卖店仍旧作为加盟店存在，但要统一进货。

　　辽宁省商业厅副厅长乔军的说法对于“蒲公英”来说也是个利好消息。据乔军介绍，作为全国两个流通体制改革试点省份之一，辽宁省将通过组织城市商家下乡观摩采购、组织农民进城观摩学习、在乡村建立连锁超市以及培养农村经纪人队伍等方式，搞活农村市场。

　　乔军认为，通过正规的进货、销售渠道的介入，有望解决农民消费不经济、不方便和不安全的问题；从更宏观的层次上讲，通过搞活商业流通切入农村工作，对于推进农村社会经济变革和促进农民市民化意义深远。“但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很多工作靠企业自身无法解决”，乔军说，“我国农村市场的基础设施还没有完全建立，这需要国家在农村的流通领域予以政策和资金支持，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难以见效。”乔军向记者透露，目前辽宁省商业厅正在和财政厅共同制定扶持商业资本在农村发展的政策，内容涉及税收、信贷、用地等多个方面。

　　“‘蒲公英’还会东山再起”。坐在公司办公室的炕头上，王景权依旧那么乐观。王景权说公司定名为“蒲公英”，意喻着他的连锁店会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带着希望在蓝天中飞翔。

　　北京新开乡村连锁超市可获资金扶持（链接）

　　北京市于2004年出台政策，规定自2004年6月起，对在通州、怀柔、门头沟、顺义等10个郊区县的乡镇、村发展经营日常生活用品的乡镇连锁超市、乡村便利店的商业连锁企业，凡是符合条件的，每新开一家乡镇连锁超市，给予3万元的资金补助支持；每新开一家乡村连锁便利店，给予1．5万元的资金补助支持。政策执行期限为3年。

　　根据北京市商务局的统计数字，截至2004年12月，北京市共发展郊区乡镇连锁超市、乡村连锁便利店443个，乡镇连锁店铺覆盖率达到70．9％。

　　《人民日报》 (2005年04月13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