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不能不包含“精神”

　　佘祥林“杀妻冤案”既出，举国震惊。到2005年4月1日被取保候审为止，佘先生枉坐了3995天牢狱。今天上午，该案在京山县人民法院重审，一个无罪的人等待宣判无罪。此前据新华社的消息称，按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初步估算佘祥林的赔偿金可能在22万元左右。11年牢狱之灾，可能换来22万元所谓的“国家赔偿”，赔多赔少，自在人心。然而，由于这种赔偿没有任何精神层面的意义，难免同样让国人伤感。

　　精神损害赔偿兴起于民事侵权领域，随着二十世纪人权与国家理论的发展，保护人格尊严、重视精神损害的赔偿已经成为各国国家赔偿法重要的价值取向。虽然自2001年后中国确立了民事赔偿方面的精神赔偿制度，但是中国的国家赔偿制度，亟待改进。举例说，由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缺失，几年前轰动一时的“处女嫖娼案”受害人麻旦旦最后得到的赔偿金不过74.66元。因为按照国家赔偿的标准和计算方式，在《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受害人麻旦旦身心俱疲，然而这点赔偿还不够她买套《心灵鸡汤》以寻求自我慰藉。

　　中国的《国家赔偿法》从1995年1月开始正式实施，至今已逾十年。承认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可能造成的伤害，当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然而，推敲其条文及内涵，不得不说这部赔偿法让国人尴尬———它负责救济的人仿佛是一个没有精神世界的人。道理很简单，它没有规定任何“精神赔偿”。

　　为什么中国的国家赔偿法里没有精神层面的意义？

　　如果我们按照常识推理，一个国家没有精神赔偿可能涉及下面三个原因：其一，这个国家的公民没有精神。如果公民们的精神世界原本不存在，那么就不会有什么精神可能被损害。没有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精神赔偿自然无从谈起；其二，这个国家的公民有精神，但是公民们的精神坚不可摧、牢不可破。既然任何国家机关与国家工作人员都不可能对其造成精神损害，自然也不存在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

　　其三，这个国家的公民有精神，但是他们的精神为国家所有。因此，国家对其造成损害时国家可以不予赔偿。换句话解释，既然公民们的人格、理想、信念等思想情感之所有权归属于国家，同体间赔偿自然于理不通。如同“以眼还眼”一词所指，它并不主张一个人拿自己的左眼赔偿自己的右眼。

　　显而易见的是，以上的推理已不适合二十一世纪、处于大转型时代的中国。中国人是有“精神”的，而且必将越来越“精神”！我们因此有理由说，在经济日益发展、个人权利愈发得到尊重的今日中国，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国家赔偿不但不完整，而且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举例说，《国家赔偿法》中“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面临质疑。首先，我们假设一个中国人一天平均工作时间为8小时，一位被错误投进监狱的公民每天服刑时间为24小时，因此他有16小时没有得到赔偿；同样，还应该算上其节假日“加班坐牢”所拿的双倍或三倍薪水。

　　其次，从时间计算上有必要参考相对论。爱因斯坦当年为了让门外汉更好地理解他的理论，于是打了一个形象易懂的比喻：当你把手放到炉子上一分钟，你感觉过了一个小时，而当你和一位漂亮姑娘在一起坐一小时，好像只过了一分钟。这就是相对论。爱因斯坦以人们的心理感受设喻，向人们生动解释了存在于物质世界的时间差异。而这也同样适合解释国家赔偿法里的时间问题。

　　笔者以为，中国的国家赔偿法仅以“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赔偿”，与不考虑精神损害赔偿如出一辙，归根结底这都是忽视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忽视一个人面对火炉与漂亮姑娘时在心理感受上的巨大差异。佘祥林身陷牢狱的11年时间，如同在炉子上烤了11年，显然，其相对时间远远漫长于在围墙之外工作、放牛、过黄金周、享受生活所花费的相对时间。

　　人是有精神的。人类存在于一个无法脱离精神的世界。人类的思想、行为与日常判断，都会或多或少受到个体精神指引或外部精神力量的感召。人们在物质上的冲突，除了必要的生活物资争夺之外，更多是精神层面的冲突。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造成损害时，精神层面的损害多半也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应该学会计算自己的幸福。精神损害必须得到赔偿，这是一个国家进步与文明的标志。它首先是有和无的问题，而不是多和少的问题。

　　由于现行的国家赔偿法中没有精神赔偿，佘祥林的索赔之路大概只能在既有法律框架下按“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赔偿”。眼下有读者担心佘祥林索赔之路将多艰辛，因为佘祥林要等待司法机关确定自己是否有违法行为，而不是独立的调查委员会。然而，笔者所能想到的，却是另一番尴尬：在中国还没有精神赔偿的2005年，佘祥林终于领回一大堆“按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的赔偿，如同一位农民工从包工头那里要回了11年发一次的薪水，而他的工作是替人坐牢，每天24小时，节假日不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