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行

　　2004年12月，应邀赴印尼开会的事，一开始办得挺不顺利。护照办完，到申请签证时才知道，印尼方面对于入境的中国人，是要求办理经济担保的。而印尼作协给我的邀函却未附经济担保，发伊妹儿过去索要，对方说经济担保可以办理，但时间怕来不及了———那时离开会的日子，还有14天。

　　死马当做活马医。硬是在没有经济担保的背景下，向印尼驻华使馆申请了签证，并且预订了12月4日飞往雅加达的机票。日子一天天过去，签证不见下来，预订的国航班机的机票也只好退掉。然而12月2日早晨，外事部门忽然打来电话，说是签证下来了。惊喜固然惊喜，可冷手难抓热馒头，机票又该怎么办呢？

　　国航班机飞往雅加达的机票早已售罄；经新加坡、吉隆坡中转的新航马航的机票票价高达一万二千元，是国航机票的三倍。踌躇不决之际，无意中竟在网上查到韩国航空公司有飞往雅加达的航班，票价也只要五千元左右，于是忙不迭地赶紧订下大韩航空公司的机票。

　　飞机是取道汉城，飞往雅加达的。雅加达苏加诺国际机场候机厅是一幢30年前的老建筑，古铜色的壁饰和地面，空间又比较低矮，给人一种压迫感，和汉城的仁川国际机场相比，显然陈旧了许多。抵达雅加达时，华人作协接站的车子已经来了，据说从机场到饭店大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路也并不好走，除去车辆拥挤以外，路况亦不佳。一个小时后抵达饭店，那里早有华人作协的工作人员在等候，一个个都着红色上装，胸前还佩有红花，过节似的。华人作协主席袁霓，一个身材不高、却沉静安详的女士，亲自帮一个个远道而来的朋友搬运行李，脸上汗渍渍又洋溢着发自心底的笑容。

　　在饭店睡了一夜，早上醒来，便领略了热带的灼人的阳光。雅加达是个特大型的城市，1600万人口，比北京还大呢，但是，车子所到之处，多是栉比鳞次的老建筑，也有大片大片的贫民窟，河里的水黑乎乎的，漂浮着一层粘稠稠的糊状的泡沫，这让我想起了改造前的天津老城里和津河卫津河。真的，在那种对比和反差里，我不能不为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城市骄傲。在高速路上，导游也曾指着远处的连绵的高楼告诉我们，说雅加达在发展中，新建筑如雨后春笋，但这情景，我在国内的大中城市中，早已屡见不鲜，除去祝福它们的发展外，内心里也涌起某种自豪。

　　我在中学大学读书时，同学中总会有一些印尼归侨，梳得光溜溜的头发，花衬衣、牛仔裤、橡胶拖鞋，又多戴着戒指。如今，在雅加达，这种装束的人依然很多，但国内的情况却比他们更超前。听说当年，印尼的国民经济产值人均1000美元时，我们不过三四百美元，如今，我们人均超过1000美元了。

　　亚细安文艺营和世界华人微型小说的会议是在万隆召开的。万隆在爪哇岛的中南部，从雅加达乘车过去，要走6个多小时。公路还好，沿途有连绵不尽的绿树草地和热带风光。抵达万隆时，饭店的空间不大的大堂里，印尼华人作协的领导们站成一排，向客人们表示欢迎，饭店里的小姐们也穿着红色旗袍，手持鲜花沿楼梯蜿蜒而上，站成了一大溜。盛情的印尼华人朋友，让来自14个国家的与会代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

　　万隆是个久负盛名又十分美丽的城市。城市并不甚大，许多荷属时代的别墅错落地分布在城区里。和雅加达一样，有无数的摩托车在街上轰鸣，我担心，一不小心，就会被撞个粉身碎骨。

　　但万隆似乎很少有新建筑———像国内大大小小的城市里雨后春笋般的建筑群那样———万隆亚非会议旧址，正在粉刷，附近的路面，也正在重新铺沥青，说是正在为纪念亚非会议50年做准备。去参观的那天，天气很好，万隆原本就不太热，那日，还有微风轻拂，代表们纷纷在大厦四周游览拍照，很庄严也很惬意。

　　在万隆期间有两次招待，都是由福清同乡会的华侨请客，看得出福建华侨在印尼的地位。万隆华人作协的主席叫林万里，一位谈吐幽默的壮大的北方汉子似的华人，几经交谈，始知林先生早年在北京读大学，读的是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他一一地向我介绍他的师友，许多都是我所认识的人，感情一下子就拉近了。林先生热心，为了这次会议，他自费到全国各地讲学，培养小说作者。印尼中文讲得稍好的，多是50岁以上的人，年轻人，懂得中文的，已日渐其稀，更甭说能以中文写作了。在这种背景下，林先生的热心，我以为就不单是性格，而是具有民族文化传递的意义了。

　　附记：从印尼回国一周，印尼大海啸发生，发电子邮件去询问，未得答复。只期盼那里的朋友，袁霓女士、林万里先生，一切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