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怯懦的思想者”并不矛盾

　　贵报昨日来论中有文章称长平把崔健评为“一个怯懦的思想者”是自相矛盾的说法，认为“世上没有怯懦的思想家，一个思想被奴役的人，绝不可能成为思想家”。笔者觉得这种说法太过武断。

　　该文作者认为，“怯懦意味着低头，被征服，失去尊严。对精神状态而言，那是一种浅度的被奴役”，由此推论出精神被浅度奴役的人根本就不能成为思想家。殊不知，行为被征服也可以说是一种怯懦，譬如一个弱者在和一个强者争斗时不占上风，或者说是被征服，我们就会想这个弱者为什么不拼死抗争呢？为什么这么怯懦呢？但弱者实际上可能正在心里痛骂强者，我们能说其思想被征服了吗？把怯懦一词仅仅定位为精神的屈服是不正确的。可能思想家的怯懦来自于环境的压力，表现为不张扬，不反抗，默默忍受，但他可以思想，可以写作，这些思想的结晶不一定要发表才能证明其堪称思想家，“地下文学”和“抽屉文学”等潜在写作方式就是指的此种情况。在一些特殊的年代，潜在写作具有比公开发表的创作更值得保存的艺术力量和思想价值。郑忠明

　　依我看，徐霞客是被气死的

　　五一黄金周将至，风闻全国各大景点纷拟提高门票价格，于是想到徐霞客之死。有文字记载说，徐霞客“因病不良于行，于十三年坐船东归”，最后在家去世。依我看，徐霞客其实是在旅途中气绝身亡的。

　　话说徐霞客多年登名山、访胜迹，之后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整理《徐霞客游记》，待到再萌远游的心思时，始知外面的世界已恍如隔世。听说旅途中雇车马、住旅舍的费用已高得惊人，而且又在酝酿提价，不奉上沉甸甸的银两，便不得入内。这可急坏了徐霞客，心想：我一生游山川如会知己，探穷凹如掘至宝，以旅行为毕生志业，用高收费让我止于旅游，等于是在要我徐霞客的老命啊。徐某不过出生于没落士绅家庭，家中积蓄有限，而今远游又是这等行情，这可如何是好？

　　为凑足旅资，徐霞客把心一横，将晴山堂、先世遗墨、古玩、良田等值钱的家当一股脑全卖了，只留下两间瓦房给家人栖身，运着两麻袋银两准备出行。徐妻不允，说：“眼下要遍游名山大川，已不比往日，带两麻袋银两是不够的，至少也得带三麻袋！”她硬是含泪把家中剩下的那一麻袋银两也让下人抬上马车。有文字记载说，徐霞客这次出门，“辞别亲友，大笑出门”，全是胡说。出游一趟，都把家当给折腾光了，还笑得起来吗？分明是悲悲戚戚，洒泪挥别。

　　之后每到一个景区，徐霞客就得从麻布袋里掏银两，掏的次数多了，便觉头皮发麻。故地重游，就更是郁闷，比如：上回游黄山，是分文不取的，现在要交200两银子；前次来游鼓浪屿，也同样是分文不取，现在得交80两银子……游了不到一个月，徐霞客就被旅途中的种种憋屈之事气得吐了三回血。揩干了嘴角的血迹，他总要嗫嚅：“变了！变了……”

　　那三麻袋银两很快就花了个底朝天。没了银子，徐霞客寸步难行，就是身在名山脚下，因为交不出银两，景区的守卫也不让他进。徐霞客黯然泪下，心想家父受群豪欺侮，忧愤而死，自己为此决意不应科举，不入仕途，只想着对神州地貌做些考察，打发此生，却也还是不成。是日黄昏，他用仅有的一点碎银买来一坛黄酒，狂饮之后，摔了酒坛，发疯似的喊：“变了！变了……”而后一头栽地，气绝身亡。　廖祖笙

　　环保总局和水利部在争什么

　　日前，国家环保总局与水利部之间正在进行一场“越权之争”口水战。引起这场口水战的“罪魁祸首”，正是淮河水利委员会发布的限制排污总量意见：淮河流域主要污染物质化学需氧量和氨氮限制排放总量分别为每年38.2万吨和2.66万吨。

　　环保总局为何会对该限制排污总量意见如此恼火呢？表面上，环保总局斥责的是对方不该越权发布信息，而应向环保总局提出建议，由环保总局对外发布。然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审定水域纳污能力，提出限定排污总量的意见”是水利部门的职责；而且，限制排污总量意见并非“机密文件”，没有理由只向环保部门提供，而不向公众发布——老百姓有权利知道什么样的水才是相对干净的水。所以说，实质上让环保总局恼火的，可能不是程序上的“越权”，而是所发布信息中的数据差异。环保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并实施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及“十五”计划》中要求，到2005年全流域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在46.6万吨以下，氨氮排放总量控制在9.1万吨以下。显然，淮河水利委员会此次发布的数据要远远低于这个数据。

　　我们不难发现，“越权之争”实际上发端于两部门职责与业绩的不同。对环保部门来说，职责在限制排污防治污染，限制排污总量“目标数据”越大，工作难度越小，业绩越大；而对水利部门来说，职责在保护水资源保障水安全，限制排污总量的“目标数据”越小，工作难度越小，业绩越大。　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