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经济学家蔡昉：曾经走进了中央政治局授课

　　(声明：刊用中新社中国经济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引题：蔡昉的经历似乎在证明，中国农业经济学家的地位，依赖于农业在国家政策中的地位。

　　2005年3月1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两会闭幕后答记者问时，引用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所说的一句话：世界大多数人是穷的，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世界上大多数穷人靠农业谋生。所以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温家宝的一席话，使穷人的经济学和穷人的经济学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早在1998就写过《穷人的经济学：农业依然是基础》。他是中国经济学家中少有的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研究穷人的经济学的人。

　　蔡昉笑言，自己是一个被锁定的农业经济学家。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热点入手，通过把最现实的问题与一系列发展经济学的主题联系起来；或者说从具体的问题研究起，逐渐形成自己对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学理解，是他从事经济研究的基本脉络。在转轨中国，蔡昉从“三农”出发，逐步关注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带动下，迁移到城市中的农民工以及在国企改革中下岗的城市贫困人口，继而延伸到对中国发展战略和改革路径的探索和研究。蔡昉的研究路径似乎是舒尔茨观点的很好诠释和演绎。

　　少时农村体验

　　蔡昉是北京人。作为农经专家，蔡昉的农村经历是少时在山西农村的读书生活，以及青年时在北京郊区顺义县的插队生活。

　　“文革”中，蔡昉的父亲在山西某小镇中学教书。在小学的最后一年，蔡被送到了这里。他的同学大部分是农家子弟，而在与同学的亲密接触中，他开始参与到农村生活中：割兔草、刨秸杆，每日放学后，邀上三两知己，一起到很远的野地里去割草，很有些五湖四海、交游天下的感觉。

　　大城市的孩子初到农村，什么都不懂。蔡昉记忆中清晰记得一件事：在田野里，蔡昉看到一个相识的孩子赶着驴车得意扬扬地从同学们面前经过。于是蔡昉问周围的人，那是他家的驴？没想到引来哄然大笑。笑过后，有人告诉他：“那是生产队的驴，家里是不可能有驴的。”蔡昉说，这是他关于所有制的第一个概念。

　　高考时，由于中学老师的指点，蔡昉选择了农业经济系为第一志愿。他对此的解释是“因为当时公布的专业目录中没有工业经济之类在城里干的建设事业”。于是，蔡昉“就上了这条船”。大学时期，蔡昉对农业经济学并没有产生特别的兴趣，转折来自读研究生期间，他考入被称为政府智囊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蔡昉一直认为，中国经济学家群体是中国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他是以直接参与经济改革争论的方式进入经济学殿堂的。个人的职业生涯与改革发展相吻合，使小人物有机会参与了大改革。

　　到农村调研

　　在蔡昉1978年考入大学时，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影响巨大的事情。一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农业经营新体制形式的探索。这种体制最后被表述为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一变革被认为极大地释放了中国农村的生产力，并且被普遍视为中国改革的发端。

　　但是随后几年，人们没有想到，这种农业生产积极性的高涨和农业产量的大幅度增加，却出现了“卖粮难”、“卖麻难”、“卖鱼难”、“卖水果难”等等短缺条件下的产品流通阻碍，而且越是当年难以温饱的贫困地区，这种现象越严重。

　　1982年，正是蔡昉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的第一年。是年假期里，蔡昉和其他几位同学受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委托，前往安徽、江苏进行“卖粮难”调查。这是蔡昉第一次专业性调查研究，也成为贯穿其研究生涯、获取最真实信息的重要方式。

　　调研中，他亲眼看到“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农民，仅仅因为包产到户这样简单的改革，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劳动表现，从而根本地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中国农民的命运——中国的命运，感受到了劳动积极性的力量，以及调动这种积极性的制度力量。

　　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学习期间，蔡昉还分别到山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调研，走过了大半个中国，广泛地了解了农业、农村、农民。

　　在农村广泛的调研接触中，蔡开始认真思索中国“三农”问题与农村发展的路径。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家庭承包制只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时的权宜之计，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与同学刘吉瑞合写了商榷文章《论我国承包农户的性质、特点及发展趋势》。他力图弄清楚家庭经营的生命力所在，并且试图解释为什么1980年代初，农民一旦选择了家庭承包制，就彻底地抛弃了人民公社制度，同时却又开始寻求各种合作形式。后来蔡昉有机会前往西班牙考察世界著名的蒙德拉贡合作企业，在中外比较中，蔡由此区别出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的合作组织与符合市场规律的成功的合作组织两种形式，以及两者在制度安排上的优劣。

　　反对农业保护政策

　　有人总结说，中国的农业增长“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减产”。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农业资源配置最终要依靠市场机制，但是以争取政府支持为着眼点的惯性，最终臆造出“农业是弱质产业”的判断。

　　1980年代，中国的农经界热衷于向政府解说农业的重要性，1990年代则转向了呼吁对农业实行保护政策。蔡昉却是这种保护政策的反对者。他警告说，在中国农业人口仍然占巨大比重的情况下，搞农业保护只能是不彻底的，其结果是一个没有赢家的博弈：农民没有得到充分保护，消费者白白多掏了腰包，政府不堪财政负担和政策执行难度。

　　蔡昉的自信来自于他扎实的调研。1990年代初，蔡昉曾经在中国的沿海、中部等地区对农业保护做过专门调查。其中每到一地必问的一个问题是：“粮价要多少钱，你会种地？”在沿海地区，蔡昉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即使每斤粮食能卖一二元也不种。因为种粮食与其他非农产业相比，其收入的提高是微不足道的。”在大量的调查之后，蔡昉得出结论：中国农业不具备比较优势，尤其是沿海地区。另外，由于中国农业自给自足的生产流通方式，使地区间的购销合作无法形成，也影响了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社科院为“八五”计划提供改革和发展思路的课题组中，蔡说服同事和领导，将这样的意思写进报告：中国粮食正在丧失比较优势，因此有必要借助于国际市场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在学界的保护声中，蔡昉的声音似乎过于微弱。他1991年发表的《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与市场机制的启动》，遭到了国内大多数同行的质疑。

　　随后不久，蔡昉出国进修。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食品研究所的图书馆里，蔡昉获得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对面是著名的胡佛塔楼。“夜深人静时，我结合在国内思考过的问题，凭着半生不熟的英文，读了一些著作和文章。当时主要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农业组织问题，一是农业比较优势问题。”

　　回国后，面对国内愈益加强的保护呼声以及中国农业比较优势的继续丧失，蔡昉直接以要不要农业保护为题，提出讨论。在受到多数人批评的情况下，蔡昉反而慢慢地把自己的思路理清了。同时他对中国整个农业问题的观点也逐渐清晰起来，并且渐成体系。

　　这一时期，蔡昉有两个标志性的研究问世。一是《比较优势与农业发展政策》。在当时，这是第一次有人把中国农业经济改革的微观激励机制与宏观资源配置格局结合起来，把是否发挥农业比较优势问题作为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最终完成的标志。

　　之后，蔡昉在受澳大利亚贸易自由化之父RossGarnaut教授的邀请，访问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学院时，与他交换了中国农业是否到达从被征税向受保护转折的意见。在随后近两个月的访问期间，蔡昉与人合作了《中国农业的转折点》一文。蔡昉不厌其烦地希望决策者能够了解：对农业实施价格保护与对农业进行价格剪刀差式的征税一样，都是扭曲的政策。这种政策倾向是制约中国农业经济改革最终成功的根本障碍。

　　最终，当事情的发展确实验证了蔡昉的担忧之后，农业经济学家的共识才逐步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