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目前，公安部门、检察部门是不是有一定的破案压力？为了破案，是不是在某些情况下无法避免使用这些手段？据了解，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就曾提到过这方面的压力。
岳礼玲：通过佘祥林案件我们应当对我们整个刑事司法程序予以反思，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坚持程序公正，通过各种方式和制度禁止刑讯逼供，对侦查程序实施外部监督，如值班律师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通过这个案件，我国的侦查机关应当注重收集被告人口供之外的证据，避免将侦查的重心集中在被告人口供上。
这种矛盾要避免，还要求国家公安部门、检察部门提升自己侦查的科技手段，加强投入。在侦查程序中注重使用现代科技手段，如ＤＮＡ鉴定，我了解到德国在侦破一起强奸案件时，为确定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警方做了3000多个ＤＮＡ血样鉴定，最终确定了犯罪嫌疑人。
邬明安：这个案子的根源还在于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确立问题，是为了防止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还是为了严惩真凶。从前一个价值取向出发，就要求“基本沉默权”等证据规则的确立；而后一种理论就必然是产生“人命案必破”、“限期破案”这样的东西出现在司法中。但是就目前的国情而言，这还有一定的距离。
（本报记者范颖华报道）（来源：华夏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