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厦四个月：鲁迅是“沉默”的

　　早报记者苏丽艳文／图（翻拍）

　　受林语堂引荐到厦大

　　据朱水涌介绍，鲁迅是在林语堂的引荐下南下的。当时，厦门大学刚刚创建国学院，校长林文庆请林语堂主持国学院的工作。在林语堂的引荐下，林文庆以400大洋（相当于现在的2万元）月薪聘请鲁迅为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

　　一张木床、一把摇椅、一个书柜，写字桌上摆放着毛笔和砚台，屋角，小水缸紧挨着放置脸盆的木架……鲁迅故居摆设简单，足可见其生活的朴实。

　　1926年9月4日，鲁迅经过3天的行程到达厦门。当时，他是搭乘小舢板搬入厦大的，因为“教员住室尚未造好”，所以“暂住在国学院的陈列室所里，是三层楼上，眺望风景，极其合宜”。

　　后来，由于陈列室要陈列物品了，鲁迅于1926年9月25日搬到当时厦大图书馆———集美楼，在这里一直住到离开厦门之时。他在给许广平的去信中画了一张示意图，并将自己的住处做了标志。鲁迅去上课须走台阶九十六级，“来回就是一百九十二级”。

　　厦大创建于1921年，鲁迅来的时候，正是初创时期。鲁迅是抱着“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想法来到厦门的，称此“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当时，鼓浪屿沦为“万国公地”，使鲁迅造成一种“大约也不过像别处的租界”之惑。但是，他却对郑成功遗迹十分难忘，自称“对于自然美，自恨无敏感，所以即使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但好几天，却忘不了郑成功的遗迹”。

　　编写作品30多万字

　　相比其他时期，鲁迅在厦门的4个月，才是纯粹以教授身份出现的一段时期。在这之前，他曾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兼职教育部的工作，而在之后的广州中山大学，他担任的职务则为教务长。

　　鲁迅本打算在厦大呆上两年的，后来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决定缩为一年。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写道：“因为玉堂邀我一场，我本想做点事，现在看来，恐怕不行，能否到一年，也很难说……”由于国学院来了一批鲁迅“不与此辈共事”的学者，他辞去“国学院兼职（研究教授）”，然而最终还是未能辞去，原因是“据说林玉堂因此一晚睡不着”，使玉堂睡不着，鲁迅觉得对不起他，所以只得收回聘书，将辞意取消。

　　打消辞去国学院兼职的念头后，鲁迅开始做他认为该做的事——着手编中国文学史讲义。他在信中告诉许广平：“看看这里旧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自己好好的来编一编，功罪在所不计……”

　　在厦大的4个月间，鲁迅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两本教材。朱水涌称，创建国学研究院是厦门大学培养研究生的开始，《汉文学史纲》如今仍然是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一本重要著作。而除了这些学术上的成就，鲁迅的很多重要著作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如历史小说《铸剑》、《奔月》，《旧事重提》（后为《朝花夕拾》）里的4篇文章、《华盖集》续篇、《〈坟〉的后记》以及《〈阿Q正传〉的成因》等。这些编写的文字，共计30多万字。

　　如今，在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里，仍然能看到鲁迅先生在厦大期间编写的部分手稿。

　　精彩演讲为青年励志

　　鲁迅为厦门带来了演讲之风。他的几场精彩演讲，如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正是这几场演讲，为一代爱国青年励志，成为他们前进的动力。

　　1926年10月14日上午，厦门大学周会，鲁迅在厦大群贤楼礼堂为全体师生演讲，讲题为“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针对当时时局，他把少读中国书同“救中国”联系起来，提出青年学生当日要救国，并不在读中国书，而是要勇于做改革社会的“好事之徒”。

　　这场演讲由校长林文庆主持。据朱水涌介绍，由于厦大推崇国学和儒教，林文庆在会后小结时只是以陈嘉庚为例对“做好事之徒”作进一步的诠释，而当时的《厦大周刊》在对此事进行报道时，也没有提及“少读中国书”这一部分。朱水涌指出，虽然如此，鲁迅与林文庆之间并没有正面的冲突，“不像先前一些研究鲁迅的著作所称，与林文庆不合”。

　　一个月后，鲁迅和林语堂应邀前往集美中学演说，鲁迅又把这个话题深入下去，提出世上聪明人很多，却往往不能办事，因为他们想来想去，过于计较个人的得失了，即使肯做有利于社会别人的事情，也常常不真诚，不彻底。于是“世界是属于傻子的”，他们是社会的改造者和创造者，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鲁迅的演说，激发了集美学校学生的爱国精神。当时在集美中学读书的张鸣玉、方松杉、杨格致等人，就是听了鲁迅的演说后投考到黄埔军校去的。北伐时期，方松杉和张鸣玉不幸牺牲。杨格致后改名杨育庭，北伐胜利后，在福建漳州任某师政治部主任。他说，当年听了鲁迅的演说而去投考黄埔军校的集美学校学生，还有二三十人。

　　1951年10月19日，章木老在厦门《江声日报》副刊上发表《世界是傻子的世界》一文。章木老是当时集美学校教员，该文追记了鲁迅当时演说的话。如今，这份珍贵的报纸陈列在厦大纪念馆里。

　　“你们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智慧，你们平民的子弟，一样是聪明的，你们穷人的子女，一样是有智慧的，你们能下决心，你们能够奋斗，一定会成功，有光明的前途……”这是鲁迅在平民学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平民学校由厦大学生会共产党员罗扬才等倡办，1926年12月12日借厦大群贤楼礼堂开成立大会，鲁迅支持平民学校的创立。

　　应罗扬才之邀，鲁迅还到厦门中山中学作了演讲，他告诫学生：“你们尤其不可忘记：革命在前线，要效法孙中山先生，因为他常常在革命的前线，走在革命家前头。”

　　被称为“北人”感觉受欺

　　“这里的人似乎很有点欺生，因为是闽南了，所以称我们为北人，我被称为北人，这回是第一次。”鲁迅在“两地书”中，将自己在厦门的种种生活细节都说给许广平听。在最初到达厦门的日子里，他在信里聊绝佳的风景、突来的飓风，甚至饭量的增减、睡眠的好坏也成为他们的话题。许广平在回信中劝诫鲁迅“自爱节饮”，并画出示意图，教鲁迅如何“抗蚂蚁”，为鲁迅解“点心无法过夜”之忧。

　　由于言语不通，鲁迅在厦门的生活多有不便。他雇佣“会说几句普通话”的厨子，然而对于本地的食物仍难适应。在信中，他诙谐地写道：“……只吃了几回香蕉，自然比北京的好。但价亦不廉，此地有一所小店，我去买时，倘五个，那里的一个老婆子就要‘吉格浑’（一角钱），倘是十个，便要‘能（二）格浑’了。究竟是确要这许多呢，还是欺我是外江佬之故，我至今还不得而知。好在我的钱原是从厦门骗来的，拿出‘吉格浑’‘能格浑’去给厦门人，也不打紧。”

　　与许广平频繁的通信充实了鲁迅在厦门的日子。然而，在他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无聊”二字也出现得十分频繁。

　　到校8天后（1926年9月12日），他在信中说：“此地四无人烟，图书馆中书籍不多，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无话可谈，真是无聊之至。”

　　搬入集美楼后（1926年9月26日），他在信中说：“有人看见我这许多器具，以为我在此要作长治久安之计了，殊不知其实不然。我仍然觉得无聊。我想，一个人要生活必需有生活费，人生劳苦，大抵为此。但是有生活而无‘费’，固然痛苦；在此地则似乎有‘费’而没有了生活，更使人没有趣味了。我也许敷衍不到一年。”

　　又过了4天（1926年9月26日），他再次在信中说：“我之愿‘合同早满’者，就是愿意年月过得快……可惜到此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其实此地对于我的身体，仿佛倒好，能吃能睡，便是证据，也许肥胖了一点罢。不过总有些无聊，有些不满足，仿佛缺了什么似的……”

　　鲁迅在厦是沉默的

　　当时，沈兼士也被聘至厦门大学，然而，他始终没有在应聘书上签名，后来很快便离开厦门。由此，鲁迅在1926年10月10日的信中感慨：“此地的生活也实在无聊，外省的教员，几乎无一人作长久之计。兼士之去，固无足怪。”10月15日，他再次写道：“其实我在这里不大高兴的原因，首先是在周围多是语言无味的人，不足与语，令我觉得无聊。”

　　然而，虽然如此，鲁迅虑及“玉堂的兄弟（他有二兄一弟都在厦大）及太太，都很为我们的生活操心；学生对我尤好，只恐怕我在此住不惯，有几个本地人，甚至于星期六不回家，豫（预）备星期日我要往市上去玩，

　　他们好同去作翻译，所以只要没有什么大不下去的事，我总想至少在此讲一年……”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鲁迅曾说，他在沉默的时候是充实的，在爆发时却是空虚的。

　　朱水涌指出，在厦门的这段日子，相对在北京、广州以及上海的日子而言，鲁迅是“沉默”的。

　　带数十学生离开厦大

　　1926年12月31日，鲁迅正式提交辞职书，辞去一切职务。他在“两地书”里写道：“我这一走，搅动了空气不少，总有一二十人也要走的学生，他们或往广州，或向武昌，倘有二十余人，就是十分之一……”

　　1927年1月4日，厦门大学文科学生组织送别鲁迅大会会后，一部分进步青年学生邀请鲁迅摄影留念。而厦大女生则全体写了一篇送别辞给鲁迅。这份送别辞的复印件陈列在厦大鲁迅纪念馆第二室中。

　　1927年1月16日，鲁迅登上“苏州号”轮船，前往广州。与他同行的，是三个广东籍学生，他们计划转入中山大学。

　　校园寻踪

　　鲁迅之风后人不忘

　　作为厦门大学人文氛围的一种依托，一个载体，鲁迅已经成为一个永恒的符号。一批批学生从鲁迅像下走过，曾经在鲁迅像下的草地上晨读、参加读书沙龙、操着不甚流利的英文在英语角里与陌生人交流……正如朱水涌教授所说，一所名校所具备的人文氛围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鼓浪：坚守校园纯文学

　　鲁迅在厦大的4个月中，指导和帮助青年学生创办了《鼓浪》和《波艇》两种刊物。

　　《波艇》隶属于“泱泱”文学社，鲁迅将它送到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只出了两期；而《鼓浪》由“鼓浪”文学社每周三附刊在厦门《民钟日报》上出版，鲁迅在厦大的4个月里，共出了6期。为了支持文学青年的刊物，鲁迅还特地将自己的文章发表在《波艇》上。

　　据介绍，除了战乱和“文革”，《鼓浪》作为不定期的综合性文学刊物，从未间断过。而“鼓浪”文学社作为全校历史最长影响最深远的学生社团，更是受到一代代校内名师的指点，而且受到冰心等全国名作家的关怀。2000年、2004年，“鼓浪”先后两次被评为全国十佳校园文学社团、文学刊物。

　　厦门大学中文系2002级学生陈晶是“鼓浪”文学社的负责人。她认为，鲁迅关注苦难，他的文字深沉而又振奋人心。《鼓浪》向来坚持纯文学、坚持鲁迅的风格，这便是对鲁迅精神的最好的继承。

　　1996年，《鼓浪》曾出过一期纪念鲁迅先生逝世60周年的专刊；2006年，他们打算再出一期专刊并策划举办一个文化周，纪念《鼓浪》创刊80周年。

　　旧楼仍在英烈却已长眠

　　鲁迅曾在厦大群贤楼作过演讲，在同安楼二楼靠西的第一间教室讲课。如今，这些旧楼仍在原址，但已移为他用。

　　群贤楼位于厦门大学下弦场对面，现在，它的二楼是陈嘉庚纪念堂，三楼则为厦大校友总会办公场所。而原来的教学楼同安楼如今却已变更为厦大电池研究所。

　　鲁迅在厦大任教的短短4个月中，革命烈士罗扬才曾经与其有过亲密接触。当时，罗扬才并非国文系的学生，但他倡办平民学校，先后两次要求鲁迅作演讲。后人为追思罗扬才，特为他辟了一个烈士园，这个烈士园，就位于鲁迅像的右侧。

　　到银行领薪水身份遭质疑

　　鲁迅衣着朴素，到银行领取薪水时，表明自己的身份为厦门大学教授后，却遭到质疑。当时，银行里的工作人员请鲁迅“先坐坐”，自己却跑去拨电话，向厦门大学进行核实。

　　鲁迅对生命的看法独特

　　80年代以前，许多研究鲁迅的著作均把鲁迅在厦门的这一段经历定位为“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转变”。

　　朱水涌主张把鲁迅还原为“人间的鲁迅”。他认为，在厦门的4个月，是鲁迅的生命、情感中十分丰富的一段。

　　他认为，正是在厦门的这4个月间，鲁迅开始就学术生涯、今后要走的道路以及爱情生活进行自我剖析，并产生了深刻的结果。在他的生活经历中，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阶段；而对于他个人的爱情生活而言，这4个月无疑也是最为充实的一段时期。

　　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这“三家”成为人们对鲁迅的最高评价。周海婴提出，鲁迅从日本回来后，从事的多是教育工作，实际上他还是个教育家。

　　朱水涌不主张把鲁迅定位为不同的“家”。他认为，鲁迅是20世纪对中国的文化命运最有思考的人。他甚至认为，有关鲁迅的个性，也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

　　鲁迅在厦门的留影，多在坟场。朱水涌认为，这恰恰表明了鲁迅对于生命有着独特的看法。鲁迅的个性是贯穿他的一生的，在厦门的种种事例，也不无例外地体现着他的独特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