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自来水

　　在都江堰听宝瓶口激流奏鸣，在长沙闹市品白沙井井泉甘洌，许许多多引水与饮水的故事，令人思源———古人睿智：大禹懂治水，堙塞变疏导；伯益始凿井，轳辘汲清泉；汉将军西域修暗渠，坎儿井流淌雪山水；唐刺史杭州地下埋竹管，西湖之水管中来。然而，若讲千家万户自来水，就得说近代，说那些走出去的中国人，是他们先睹于海外。

　　还在清王朝以“嘉庆”编次岁月的年代，广东渔民谢清高海上遇险，被外国商船救起，随船做工十四年，遍历亚欧。回国后，他于1820年口述《海录》，讲到英国城市自来水：“水极清甘。河有三桥，谓之三花桥。桥各为法轮，激水上行，以大锡管接注通流，藏于街巷道路之旁。人家用水，俱无烦挑运，各以小铜管接于道旁锡管，藏于墙间……王则计户口而收其水税。”安装有“激水上行”的“法轮”，那三座“桥”当是三级提水闸。提高水位可以获得水压。输水干管用铁管，以铜管入户，当局按人口收水费。

　　进入近代，道光年间，去美国教中文的林鍼，见识了纽约的自来水。他于1849年写成《西海纪游草》一书，介绍所见：“初患无水，故沿（延）开至百里外，用大铁管为水筒，藏于地中，以承河溜。兼筑石室以蓄水，高与楼齐……各家楼台暗藏铜管于壁上，以承放清浊之水，极工尽巧。而平地喷水，高出数丈，如天花乱坠。”讲到了水塔，即高与楼齐的“石室”。水塔形成水压，才有让作者惊奇的喷水宛若天花乱坠的情形。

　　当年，汉语还没有“自来水”这个词。称谓这一稀奇物，用过五花八门的名目。清末政论家王韬以“汲道”称之。同治六年（1867年）他赴英译书，著《漫游随录》记见闻，关于伦敦的自来水，他写道：“至于汲道，不事穿井，自然利便。各街地中皆范铅铁为筒，长短曲折，远近流通，互相接引。各家壁中咸有泉管，有塞以司启闭，用时喷流如注，不患不足。”城市装“汲道”，民居有“泉管”，王韬的表述很别致。

　　其后一年，清政府向欧美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外交官志刚在美国得见自来水设施，他在《初使泰西记》书中记为“观激水机”。他记，都市城镇如水源不佳，则选百里或百里以外的水源。“取水之外，以机催之”，用水泵抽水。“又用机以激之，可使高于阖邑之岑楼”，这当是利用水塔，使居民“家家皆于七八重之楼壁内，随便而接水”，水压可上高楼。

　　火烧望海楼，所谓“天津教案”发生后，1871年清政府派特使去法国了结此事。特使一行在埃及参观“法国激水厂”，即自来水厂。这见于随团英文翻译张德彝《随使法国记》。

　　曾国藩之子、清代外交家曾纪泽，自光绪四年（1878年）起，出使七年。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光绪十一年（1885年）三月二十九日记：“观汲泉机器。泉以供本城之用深距地面一百五十尺，机器汲之注于池塘，塘之底铺以石灰，水清而益人。”这是以地下水为水源的自来水厂，曾纪泽去参观，记为“观汲泉机器”。他还注意到水厂的沉淀池，用石灰净化水质。

　　由“汲道”、“激水”到“自来水”，名物的过程，就是认识事物的过程。这一过程完成于国内。1879年，北洋水师在旅顺口修建供水设施，为军队舰船输水，但还不叫“自来水”。1881年，英国人在上海建杨树浦水厂，用了“自来水公司”的名义。在天津，1898年英租界用上自来水，1901年济安自来水公司筹建了至今仍在运转的芥园水厂。

　　以上材料，近两年读书兴趣所致，随手所记。这样的兴趣，缘自晚报《图说天津》征文———一幅老城西北角自来水水塔照片的背面，一位老人工工整整地写道：“自来水机器炉”。“机器炉”，老年间天津百姓的叫法。自来水也曾被叫做“机器水”。据记载，一百多年前自来水厂开始向城厢送水时，祖祖辈辈挑河水、打井水的人们，对这一新事物怀有戒备心理，称其为“机器水”，并传说“喝机器水会断子绝孙”。自来水公司派人守着水龙头卖水，无人肯买。于是，免费供水，大力推介，居民中有人出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慢慢地，自来水被市民所接受。

　　这便是国人初识自来水的故事，在域外，也在海内，在海河边、运河畔的天津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