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贵州都市报》报道:4月12日,贵阳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专题听取了贵阳市教育局和云岩、南明两区教育局关于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的情况汇报。与会人大代表指出,贵阳市一些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较高、社会声誉较好的公办义务教育学校,不得以收“借读费”为名实行高收费,必须尽快扭转义务教育招生公平性不断恶化的倾向。解决教育公平性的问题确实十分有必要,但以“借读费”作为突破口,我认为有待商榷。
“借读”可以说是我国义务教育制度下的一个怪胎,是指孩子不在父母的户籍所在地区受教育,即得交钱“借读”。一种“借读”属于无奈之举,比如早些年的农民工子女在城里公办学校入学经常遇到的情况。另一种“借读”则是因为父母希望子女能更好地成材,而把孩子送到在教育教学工作方面表现突出的学校。前一种不合理的“借读费”很多地方已经取消,而后一种“借读费”虽然家长也颇多怨言,但在我所关注的范围内,家长们考虑的不过只是“收费实在太高了”,并不能阻止人们对优秀教育资源的追逐。
而优秀的教育资源是如何形成的呢?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张玉林先生在《2004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中指出———“在各教育阶段,将有限的资金集中于带有各种招牌的‘重点’学校,是每一级教育和财政主管部门普遍的行动逻辑,乃至成了官员们的第二天性。当南京一所普通中学要用10万元的可支配经费去面对130万元的正常运转需求,它邻近的一所重点中学却可以得到1000多万元的‘教育现代化工程改造’拨款;湖南长沙一所重点学校全年投入的经费,‘大概比一个县的全部教育经费还要多’。而在任何一个市、县和乡镇,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普遍的等级性倾斜:市属学校比区属学校,‘县教育局直属学校’比乡镇学校,乡镇‘中心校’比起非中心校,总是能够得到更多。”不难发现,这种行动逻辑的背后是因为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在操纵。无论操纵者如何标榜是为了所谓“人才”的“早出”“快出”,或者是通过树立“典型”来“带动一般”,但实质上都是为了既得利益而进行辩护。
在比较了“借读费”,分析了当下优秀教育资源的形成之后,我发现,造成当下教育不公平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作为能有效解决社会公平,进而重新进行社会分配、缩短各种差距的教育,应当赋予每一个公民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起点,而这种起点的构建,应当从教育资源的分配开始。平衡教育资源,赋予教育资源分配更透明、更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在当下已显得十分必要,这也是阻止“权(钱)学交易”的有效手段之一。
作者：韦祖伟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