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警应否“暗中执法”

　　同意

　　笔者认为，法律有警示、教育和制裁的功能，但是，警示、教育并不等同于警察当场给予违法者教育，这种警示、教育的功能更应表现为法律本身具有权威性，不需要执法者在场就能为人们自觉遵守，同时也表现为违法者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不敢再次违反法律。

　　许多民众之所以对交警“暗中执法”存有异议，其中一大原因就是一些地方的交警将“暗中执法”当作了罚款、创收的手段，应当标明的交通规则和标识不注明、不标明，应当出现警察的地方不出现警察，而是千方百计地将司机当作“羔羊”，“出其不意”、“突现奇兵”，抓住他们的违规行为，以此收取大笔罚款。不过，“暗中执法”虽有此弊端，但不能因噎废食。

　　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让司机、行人能自觉地遵守规则。首先，交通规则的设置要征求民众的意见，要考虑到群众的生活便利和交通安全等多种因素，要有听证程序，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不是由交警自行其是。其次，规则要让民众明明白白，比如某一规则制定后，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让民众知晓。又比如，在禁行地段要有明显的标识，让司机、行人一目了然。如此，交警的“暗中执法”就不会有设陷阱、为罚款而执法的嫌疑了。

　　因而，在我看来，“暗中执法”作为交警辅助执法手段有存在的必要，但不能滥用。具体来说，就是交警应当以在明处执法为主，“暗中执法”为辅。明处执法可以当面教育违法者，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而“暗中执法”，则对那些潜在的违法者保持威慑力。

　　我们的法律要让司机明明白白地知道，有警察在面前、没有警察在面前，都要遵守规则，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不要去违法，时刻保持其对法律的敬畏。（杨涛）

　　反对

　　对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坚持“暗中执法”，笔者不敢苟同。

　　从法律伦理上讲，“法无禁止皆为合法”，这对遵守法律的公民而言，是一种不可剥夺的至上权利；但是对于执法者来说恰恰相反，“法未授权皆为非法”，只有法律明文授权的执法行为才是合法的，否则均可认为是非法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讲，交警部门的理论根本就站不住脚，但是，为什么交警部门不惜违逆民愿，还要强行为之呢？

　　据说，在国外的许多城市，也推行暗中执法，不出事、不违反交规没有人找你，一出事交警立刻出现在你身边。所以有人认为，这样的“暗中执法”是一种社会进步的体现，是一种新的执法文明。但是，这样的理论显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到了执法效率，没有看到对执法者的制约和监督。在中国，执法的制约和监督不可说没有，但是，制约和监督的不完善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国目前缺少的不是执法的效率，而是对执法效率的制约与监督。

　　笔者认为，要推行“暗中执法”，就必须有三个限制条件：一是合法的授权，没有通过人大机关的授权，皆可认为是非法；二是限制自由裁量权，没有经过公正的审理程序，没有控辩双方的陈述与辩论，没有独立的司法裁决，其执法的公正性就无从体现；三是申诉的渠道要拓宽，必须要有对执法行为的纠错机制，现行的行政复议方式，显然仅仅能够做到促进执法者的良心发现，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因此，只有在拓宽了公民的有效申诉渠道之后，“暗中执法”才能实行。

　　离开了上述三个条件，“暗中执法”就难以逃脱违法的嫌疑，它只会把我们带进封建管理制度的泥潭。

　　法，不仅是用来抓人的“绳索”，更是一个体现公正、公开、公平的“器物”，所以，现代司法理论把法律比喻为“天平”，“暗中执法”只能使天平倾斜，在追求执法效率的同时伤害民权。（康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