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的“双重标准”

　　“双重标准”一词常常出现在国际关系的相关讨论以及新闻媒体的国际报道当中。从感觉上来说，美国是最频繁地被批评为“双重标准”的国家。笔者认为，这种批评的99%都是正确的。

　　美国的外交行为的确充斥着“双重标准”。具体来说，“双重标准”大体有两类：一类是美国内外“双重标准”。例如美国自己也有人权问题，但是国会却要求国务院每年发布国别人权状况报告，独不谈自己的人权；美国自己不断降级核门槛，对别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却实施高压。另一类是在国家之间实行“双重标准”。如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长期偏袒以色列。不过，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研究者，笔者今天的主要目标不是谴责这种“双重标准”，而是意在分析如何对待“双重标准”的问题。

　　观察国际关系基本有两条路径。一是道德的路径，二是科学的路径。两条路径各有优长，不好以高低愚智来分别。每个人、社会都有其道德和是非标准。以道德的路径来观察，“双重标准”当然是不道德的行为。一国理应先解决或者反省自己的问题，美国理应在巴以之间“一碗水端平”。大多数人都能从这一路径观察世界，这是有良知者的高尚行为，集腋成裘，有可能把我们这个世界向更好的方向提升。

　　但是从科学的路径观察世界则不是一件多数人能做到的事。这需要经过科学方法的训练，知道如何观察；还需要一个近乎冷酷的心，克制自己从道德路径观察世界的本能。但是，这是一个政策制订者、一个学者、一个深入的世界观察者必须具备的本领。

　　以社会科学的通用术语来说，科学研究需要“价值祛除”，或者说“道德祛除”。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被人打伤，我们的道德将使我们义愤填膺，或者让我们不忍面对。而一个医生，则必须摒除这些心理活动，以科学的方法施以诊疗。在国际关系到今天为止仍基本是“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研究外交政策只能以科学的路径为主。

　　从这条路径审视“双重标准”，问题的关键就不再是美国或者其他国家是否“应该”实施“双重标准”，而是“双重标准”的行为是否符合这个国家的利益，是否“合这个国家的理”。如果“合理”，那我们就可以进而分析为什么“合理”，合了哪条理，也就是其国际行为的根源是什么；再其次就可以推断我们能够采取怎样的因应措施。

　　就内外“双重标准”而言，一个国家对国内和国外“内外有别”原是“天经地义”的事。国家说到底是人组成的共同体。人为什么要费九牛二虎之力组织共同体呢？说穿了是为了区别内外，并实施对共同体内部成员有利的政策。

　　在古代，这种性质表现得更赤裸裸一点：比如组成军队侵略邻国，掠夺其土地、人口和财富；比如在国内打破贸易壁垒，同时对别国实施重商主义政策。现代社会多了很多国际规则来约束或者缓和上述行为，但是国家的基本任务并没有改变。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顾问罗伯特·库柏话说得有点过于直白：“对于我们自己，我们遵守我们自己的法律；当我们在丛林中行动的时候，我们就要运用丛林的法律。”

　　就对不同国家的“双重标准”而言，由于外交政策的对象国不同、利益不同、关系也不同，因此一国的外交政策不仅是“双重标准”的，而且常是多重标准的。对不同的国家，一定会有不同的标准；在不同的时期，对同一个国家也会有不同的标准，这应该是常识问题。

　　言辞与行为的出入使问题趋于复杂：自利的行为常常有普遍的言辞作为遮掩。在言辞上，人权是普世价值，这话并不错。但在政策上，不同国家强调人权的不同侧面。这并不是说国际关系全是肮脏的现实算计，全然没有观念成分。问题在于，不同的国家，总是带有不同的观念。说到底，这仍然是一种自利的、自我导向的行为，虽然这个“利”未必就是物质利益。

　　对“双重标准”，不同的人应该使用双重乃至多重标准对待。这个词使用在宣传与教育上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它能够超越国际关系的非道德属性并占据高点；这个词用在批评与评论上是有意义但效果微弱的，因为它击中了国际关系中的“不义”性质，但这样一击仍很难让世界趋“善”。这个词用在政策分析上则是有害无益的，它可能使我们被情感的树叶遮住压顶的泰山。这一点，我们的官员、学者和有心的观察家们尤需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