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刑事犯罪要打击 对腐败要多呵护？

　　网友：邵道生

　　如果我对“刑事犯罪”写这样的文章：即“刑事犯罪这个东西是个癌细胞，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会产生，也像癌症一样，一旦患上这种疾病，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治好的，对患上这种病的人，要多呵护，少责备，更不能打骂”，我想，这样的文章不仅发不出来，即便是发了出来，亦是会被网友骂得“狗血喷头”的。什么原因呢？因为人们对“刑事犯罪”深恶痛绝，社会危害性太大，怎么能“多呵护，少责备”呢？指责我有立场问题、感情问题一定是不会错的。当然，我是不会写这类狗屁文章的。

　　然而，现在像“腐败这个东西是个癌细胞，在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会产生，也像癌症一样，一旦患上这种疾病，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治好的，对患上这种病的人，要多呵护，少责备，更不能打骂”这类的文章不仅登了出来，甚至还有人叫好（当然是“极少数人”）。更为可怕的是，在现实的反腐败斗争中，在一些地区、领域、部门，真的还这样去做了，譬如，绥化的“抓大放小”就是“多呵护，少责备”这种做法的表现。

　　于是，我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刑事犯罪分子”和“腐败犯罪分子”尽管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犯罪分子”，尽管都是打击的对象，但是在一些地方，对这两者的“处置”和“待遇”却是很不一样的。在人们的心中，对“刑事犯罪分子”可以恨得咬牙切齿，然而对“腐败犯罪分子”不仅恨不起来，甚至还要“多呵护，少责备”。而我们的社会呢，对“刑事犯罪”的斗争一般都是“举国体制”，中央的决心大，地方的决心也大，上上下下一条心，投入的力量巨大，公检法全出动，有时还带有一点“全民性”，“刑事犯罪”的斗争也是持续的、不间断的，对刑事犯罪团伙，一个“严打”接着一个“严打”，毫不放松，对“刑事犯罪分子”的处理一般也是很重的，对刑事犯罪团伙尤其是首恶分子，心不慈手不软，依法判刑一般都是按“上限”……

　　我这样说，丝毫没有责备我国的反刑事犯罪斗争的意思，相反地，我认为，改革开放之所以能这样顺利发展，变革社会之秩序之所以能这样保持稳定，与我国对刑事犯罪的高压是联系在一起的，反刑事犯罪斗争的确是功不可没的。

　　于是，我就想到了当今社会的反腐败斗争。与社会的反刑事犯罪斗争相比，反腐败斗争似乎总感到缺少了一点“劲”。譬如，中国的最高领导对反腐败斗争所上的纲不可不谓高，不反腐败可是要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的啊！老百姓对腐败现象也真是痛恨到了极点。然而一到某些省、某些市、某些地、某些县、某些乡镇等“中间层”，其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阳奉阴违的有之，软磨硬泡的有之，顶着不干的有之，“出工不出力”的有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有之，将反腐败当作一种“政治秀”的有之，直面包庇的有之……总之，“中间梗阻”得厉害，要让他们像打击刑事犯罪那样反腐败，简直是在做梦。这实在是可怕得很啊！“肠梗阻”的后果是什么？“粪便”都淤积在体内，排不出去，不死才怪呢！“多呵护，少责备”的逻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荒唐逻辑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刑事犯罪分子”是“犯罪分子”，“腐败犯罪分子”也是“犯罪分子”，从“犯罪分子”这一“身份”上来说，两者在“法律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根本不应该谁比谁高贵点儿；在“法律处置”上完全应该是“平等”的，根本不应该谁比谁更应该“多呵护，少责备”点儿。为什么我坚决反对黑龙江绥化“抓大放小”的做法呢？就是因为一旦触犯了刑法的“高压线”，其人的“社会身份”自然就变了，就从“公民身份”变成了“腐败犯罪分子身份”，变成了法律惩处的对象，也就根本不属于“多呵护，少责备”的范畴了。但是，在绥化却绝不是这样，不仅“有些受贿、行贿干部现在官还当得好好的”，而且“一名曾向马德行贿数万元的原绥化某县官员，目前已调任某市任重要职务”。

　　在对待“刑事犯罪团伙”问题上我们常用的一句话是“必须除恶务尽”，常发动的行动是“一网打尽”。如今，腐败发展的最大的特点之一是“腐败结伙化”、“腐败同盟化”、“腐败集团化”、“腐败网络化”。我想，对付因腐败而形成的“利益集团”，最最有效的办法亦是“必须除恶务尽”，亦是“一网打尽”。为了将反腐败坚决、彻底地进行下去，我们的社会应该这样做，我们的社会必须这样做！

　　因为“涉案官员多达265名”，因为“涉及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因为“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所以我们对一些已经腐败了的、触犯了刑法的官员就可以来一个“抓大放小”，就可以“网开一面”，就可以“法不责众”，这不是在反腐败，而是典型的“官官相护”。我们不是整天在喊“要防止‘带病提拨’”吗？在绥化的这场反腐败斗争中，某些已经腐败了的官员还异地升官，这不是“典型的顶风‘带病提拨’”吗？！我们的社会的确是很有意思的，法律规定的，党的文件写的，中央提倡的，可以统统都“忽略不计”，地方上的一把手还是“我行要素”，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吗？！

　　我们再将问题往深处想一想，如果真地按照党纪国法处理了“265名涉案官员”，真地处理了“50多位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难道绥化地区的发展就真地从此完了？难道从此以后绥化地区百姓的日子还要更难过？难道绥化地区除了这些人能当官以外就没有别的人了？难道……说句实话，这三个“难道”没有一个能成立得了的。我就不相信，死了张屠夫，人们就只能吃活毛猪。我想，“离开”了这“265名涉案官员”，“离开”了这“50多位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绥化的这个“小地球”就不转了？我想，在中国肯定有99％的人是不会相信的。总之，上述的这三个“难道……”，就其本质来说，它所“维护”的是违纪违法的官员利益，是官场几千年来“官官相护”的原则。

　　我提出“要像反刑事犯罪那样反腐败”这一观点，决不是说我们社会在反刑事犯罪上已经尽善尽美了，更不是说反腐败斗争要完全照搬反刑事犯罪的那套做法，毕竟反刑事犯罪与反腐败犯罪是两类不同内容的反犯罪课题。我要说的是，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也要像反刑事犯罪那样，要有坚决、彻底、一网打尽、除恶务尽的那种劲，要真正贯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所说的“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的那种精神。若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领域、每一个部门都这样干，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就真的是大有希望了。

　　总之，对腐败现象或是腐败分子，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采取“多呵护，少责备”这一“原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