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个人一旦成了劳模，就会在拥有荣誉光环的同时，各种待遇也随之而来：比如大额奖金、荣誉补贴；比如工资晋升、医药费全额报销；比如内部建房、职称评定、职务晋升、就连小孩上重点学校都可以凭劳模这个荣誉获得加分；甚至一些商场超市在促销时，劳模也成了一个特殊群体，凡有证书的顾客购买商品时可以打8折。这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特色。
为什么这些年来，劳模中的领导越来越多？为什么劳模中“出事”的越来越多？这里的原因或许很复杂，但应该说与劳模的荣誉和过多过滥的待遇挂钩是一个主要因素。在这类人的劳模中，有的或许是通过不光彩的手段当上劳模的；有的或许就压根儿没有把劳模的荣誉当回事，看中的就是劳模背后的各种待遇。所以，一开始当红塔集团的老总褚时键、大邱庄总支书记禹作敏这样的全国劳模被“曝光”后，人们还感到震惊：“全国的劳模，怎么会是这样？”，可在后来发现，贪官中的劳模不断出现，一直到沈阳的市委书记慕绥新这位获得过联合国人居大奖的世界级“劳模”被揭露以后，人们反而感到不以为然了。可见，劳模的含金量在国人的心目中是越来越低了。
劳模的荣誉与待遇挂钩，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那时的劳模也确实令人佩服。像大庆铁人王进喜、纺织工人郝建秀、掏粪工人时传祥、北京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等，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比常人多得多的贡献，却同样拿着与常人一样的报酬。正因为这一点，他们的事迹能感动当时的人民，也能感动几代人。因此，国家给他们这些年代的劳模相应的待遇，像对待当年打江山的老干部一样，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是非常必要的，老百姓也赞成、拥护。
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的劳模没有那么高的含金量了。时代造英雄。不是没有那样的人了，而是没有那样的体制了。就拿报酬来说，工人大都是计件，干的多拿的钱多，那还有“奉献”这一说？至于领导就更别提了，公开的工资是工人的十多倍，暗地里的灰色收入更是公开的秘密。这样的人当上劳模，已经是社会的不公平，如再给予其奖金、待遇，岂不是社会的更大不公？
再从劳模的产生方式看，既有名额限制，又无量化标准，从上到下各级都是行政手段多于公众意识，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行业，评选先进、劳模，当选的领导总比群众多。这也是现在劳模的认知度下降的原因之一。还有，对劳模各种待遇的资金来源，多是各级工会或财政支付，是纳税人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国家的名义给这些劳模的奖励，能起到本来意义上的作用吗？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所以，把现在的劳模的荣誉和待遇脱钩，从精神文明角度看，也是对劳模的一种考验。因为真正的劳模，不应当是为物质待遇的。而国家不给劳模过多过繁的物质待遇本身，就增加了他们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信誉度。
我们早已是世贸组织成员，我们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与国际接轨”的词汇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是，像评选劳模这种耗费国家巨资且与收益极不对称的做法，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中又有几国家在进行呢？在这个问题上，有关部门应当与时俱进，把评选劳模的做法改为国际上通行的由某知名企业或个人命名的奖金活动，政府逐渐淡化或退出这一领域。在改革之前，要尽可能的减少劳模的荣誉与待遇挂钩的做法，以降低对社会的负面影响。(稿源：红网)(作者：李季平)(编辑：潇湘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