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 大约不识字的父母对书的那份敬畏传给了我，故从上小学起，我对书的珍爱就开始了。那时，娘给我做的书包虽用的是土布，式样也不好看，可我书包里的书从来都是干干净净不折角不破页的。每学期发了新书，我都要找来纸小心地另为书包个皮，以保护封面不受损坏。学期终了，我会把不用了的书整齐地摆放在家里唯一一个小桌的抽屉里。后来因为积的书多了，抽屉里放不下，我就让娘为我找来一个盛香烟的硬纸箱子，把书摆放在纸箱子里。到我当兵前，家里已有四五个盛满书的香烟箱子。为了防止这些纸箱子受潮，我用砖头支起一块木板，把这些书箱子都放在木板上。当了军官有了钱后，我买的书更多了，并且有了写书的愿望，这时对书就越加珍爱了。由于当时在野战军做事，流动性大，我只好买了木箱子放书。我真正用书柜藏书是在到了济南军区工作时。我记得我当时一下子买了四个书柜，把家里放在各处的书一下子全收了进去。由于当时住房面积不大，拥有四个书柜后，我只能把它们分放在客厅和卧室里。
从这时开始，我向往日后能有一个书房，一个专门藏书、看书、写书的地方。但这愿望在那个年头显得很奢侈，我只是想想而已。
我真正拥有自己的书房是在上个世纪的1990年。第一次坐在小小的书房里的感觉真是难忘，那其中有自豪、有惬意、有舒畅。啊，我到底有了一间专门放书和看书的房子，有了一个暂时忘掉世俗烦恼的空间，有了一个安安静静思索和写作的地方。
到北京之后，我的住房条件有了进一步的改善，书房的面积也扩大了。遗憾的是，因为藏书增加的速度很快，书柜更多了，房子依旧嫌小。如今，我的书房因摆不下更多的书柜，我只好在地上堆书，一摞摞的书堆在书房里，把有限的空间弄得更小了，使得我在书房穿行时得随时小心碰倒书，用于走路的通道其实只有几十厘米宽。
由于拥挤，找一本书得惊动许多书的邻居，会耗费很多时间。于是就生了新的期盼：能有一间更大的书房。我想我将来的书房最好能有60到80平方米，让我能放下二三十个书柜，使我所有的书都能分类存放；书房里能放下一个宽大的书桌，让我能摆上电脑写作并可以在桌上练习书法；书房里最好还能放下一把躺椅，供我写累的时候半躺在那儿看书；最好还能有一辆像酒店给客人送饭菜的那种小推车，让我把一些当下最需要看的书刊放在小车上，我可以推着它们到我想坐下阅读的地方。
我一直以为，书都是写作者心血的结晶（当然，那些以赚钱为目的兑了大量水分的书不在此列）应该妥善保存，你不接触它也就罢了，你一旦把它弄到了你的手边，你就该善待它。而且只要你善待了它，它通常是会给你回报的，会多少给你一些知识、智慧和才华。人给书一个好的栖身之处，实际上是在为人类的经验和知识寻找一个存放处。社会上的图书馆，我们家庭的书房，其实都和保存粮食的仓库一样，是我们维护正常生活不该缺少的地方。
当然，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书房给我们提供了获取知识的方便，但同时也是囚禁我们的地方。当我们长久地在书房静心读书写作时，那模样是和囚徒一样的，只是这属自愿囚禁，是自我为了寻找更大的精神自由而甘愿进行的囚禁。
不知道世界上的第一个家庭书房是哪位人士建立的，不管是谁，我都对他怀着深深的敬意。他先于所有人知道在自己的家里应给书籍一间栖身的屋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决定，没有对书的深爱和对精神生活的重视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也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标识，作为一个后人，我对他满怀敬佩。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我相信我的书房会更加宽敞，我藏书的地方会更加可心，我身边的书会得到更好的款待。
周大新，1952年2月生于河南邓县（今邓州市）。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发表长篇小说《走出盆地》《第二十幕》（上、中、下）《21大厦》《战争传说》四部，中篇小说《向上的台阶》《银饰》等20余部，短篇小说《金色的麦田》《登基前夜》等，另有散文、剧本和报告文学作品共500余万字。作品曾被译成英、法、德、朝等文字。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创作室主任。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04月15日 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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