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洪
佘祥林，经历了人生大悲大喜。
4月13日，湖北杀妻冤案主角佘祥林终被认定无罪，当庭释放。面对记者采访，佘祥林语气平静，对曾经状告他、审判他、关押他的所有与其冤案的发生相关的一干人不着一字；对自己“死而复生”的妻子，他甚至心怀歉疚，说“她也是受害者”；对未来，他最关心的是女儿的前途。
不知道这平静背后佘祥林的真实心态。作为旁观者，细读传媒关于佘祥林案的报道及相关评论，却有想替沉默的佘祥林大吼几声的冲动。但最终，面对窗外清朗的天空，也只能是沉默着，任佘祥林故事里渗出的寒气弥漫全身。
仅仅因为村头偶然出现的无名女尸的形态与其出走的妻子大致吻合，佘祥林就背起“杀妻”恶名，甚至连累多人；又仅仅因为“被杀”的妻子11年后离奇还乡，佘祥林终于重见天日。受累也“偶然”，被救也“偶然”，11年青壮年华付于铁窗暗室，佘祥林到底在想什么？
或者，他感到安全吗？一个县级司法机构，无视国家正常司法程序，在证据不确凿的情况下轻易定罪，甚至不容他有申诉的机会，这样的不安全，甚至比在街头突然遭歹徒袭击更绝望无助。常常听到许多地方提出要打造“安全城市”，他们所说的“安全”，大抵是按照犯罪率和社会安定程度两大指标来定的，是治安防控体系。其实，这仅仅是构成人们“安全感”的一个部分。早在两年前，南京市委政法委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安全城市’评价体系”的研究。研究者将“城市安全”的概念，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作了不同的定义。狭义上的安全主要是指治安方面的安全；广义上的安全，则应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一切因素。
南京的研究者们将城市安全调查限定在狭义的范围内，并从“危害城市治安秩序的破坏力指标”、“维护城市治安秩序的控制力指标”、“公众安全感”3个方面来分析。研究者们认为，“公众安全感”是考察和评价城市安全的重要指标，而“公众安全感”的测评则包括4个方面———群众对城市安全状况的评价；群众对自身安全状态的感觉；群众受到不法侵犯时的反应；群众对司法机关提供安全保障状况的评价。笔者以为，这4条当中，又以“群众对司法机关提供安全保障状况的评价”为最关键。这种“保障”，不仅是警力保障，不是有多少名警员、多少辆警车，更有司法公开、公正、公平。因为，他们是包括前3条“公众安全感”评价标准在内的、一切安全评价标准的基础。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评价令佘祥林蒙冤的地区的安全，其结果是可以想见的。
但愿，佘祥林的不安全感结束在11年前的湖北京山县那个错判的法庭之上，相信他的未来是安全的。
《华东新闻》 (2005年04月15日 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