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苏东斌改革创新关键在于落实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苏东斌

　　改革创新关键在于落实

　　当深圳市委工作会议旗帜鲜明地提出：“深圳的定位就是改革创新”、“改革创新是深圳惟一可以选择的道路”、“改革创新是我们最好的道路”的时候，就已经把特区概念的内涵转换了，把特区概念的外延缩小了。这就把逻辑关系理顺了，这就等于给长期以来关于特区还要不要“特”以及能不能“特”的争论，作了一个历史性结论。显然，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来认真落实市委的这一号召。为此，我提出三点建议。

　　健全运行机制保证政令畅通

　　改革创新的前提条件是有一个权威的政府。深圳进行的“净畅宁”工程成功的经验证明，在经济转型时期，在法治尚不健全的状态下，仅凭着信息不对称一项理由就足以确立权威政府的必要。几年前类似整治为什么收效甚微？我认为不是政府没有决心，而是因缺乏健全的机制而使政令堵塞。“净畅宁”工程的真正矛头所向并不是“脏乱差”本身，而是背后的某些人的权力与利益。于是，人们逐渐认识到，基本制度决定并不等于具体机制的形成。只有能自动维持正常运行和充满发挥预期功能的配套制度才能形成相应的机制。作为主要内容除了有完整配套的制度体系外，还必须有一个推动制度后运行的动力源泉。显然，这种源泉又来自对自身利益的获得，所以政府行为的重点是如何去调动人的积极性，使其既冒风险投入又敢于监督裁决。只有这样，政府才不是某些人讨价还价的场所，也不是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的仲裁人，而是一个指挥中心，一个绝对的领导者，这种机制允许不同的创造性思路，但不允许对政令的雷打不动，更不允许去偷梁换柱。责任到人，一追到底，只有政令畅通，才能遏止体制内失控。有这样的执政能力，才有真正的权威政府。

　　严防政府错位坚持市场取向

　　改革创新的重要内容对于深圳来讲，仍然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据悉，市国资委近期规划：从明年开始，深圳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战略重点将由“以退为主、进退兼顾”向“以进为主、适时调整”转移，做大做强八大产业集团。

　　学术界早已共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资源配置的主体与方式上。计划经济体制资源配置的主体是政府，其方式是计划和命令。而市场经济体制资源配置的主体是企业（以及个人），其方式是价格与市场。区分的关键看企业是否有独立的决策权以及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如果地方政府企图在一切控制国计民生的领域中居于垄断地位，尤其企图以资产重组和资本运作的名义来取代“看不见的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进行全面的产业结构安排，那恐怕就是角色的错位。政府的基本角色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净畅宁”工程为什么获得那么高的评价，因为它决不仅仅是城市的清洁运动，而更重要是政府在创造投资的经济与文化的良好环境。

　　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艰难度，并不在于种种操作技术方案的选择，而在于弱化体制内的垄断利益和特权地位。改革开放25年后的今天，利用计划与市场两种体制摩擦而形成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并不希望退回到保守计划经济体制，因为那将失去金钱，但同时更不希望改革深化与创新的形成，因为那将被剥夺特权。所以，对于国企的改革，国资委必须排除干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取向，不动摇地运用市场的力量去培育企业集团。华为、中兴如此，其他企业亦是如此。

　　壮大社科队伍贯彻百家争鸣

　　改革创新需要智力支撑，无论是中央的号召，还是市委的决策，最终都要落实到全社会的行动上。而行动又必须建筑在高度共识之上。这就不仅需要丰富的经验积累，更需要正确的理性思维。因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社会变动都可以称为“改革”，只有朝着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前进，才能够称为“改革”；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打开国门就可以称为“开放”，只有在抵制反文明的污泥浊水的同时，认真吸取全人类的先进文化，才能够称为“开放”；更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独辟蹊径都可以称为“创新”，只有在保持风格、特性又接受国际惯例与普世价值的新思维与新行动才能够称为“创新”。

　　对于这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更新，在相当程度上要靠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推动。而深圳的社会科学队伍的现状则存在着三个不适应：与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水平不适应，与承担中央、省委、市委对深圳寄予的重任不适应，与其他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的规模与质量不适应。

　　北京、广州等外地学者虽然常常能够高屋建瓴，但难免缺乏对症下药。由于深圳既不能永远做“经验批发商”，又不是惟一的“法定创新区”。所以，只有“以特别之为，立特区之位”，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深圳社会科学的极为薄弱的局面。总之，为了加强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必须排除构成决策所需要的智力支持的体制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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