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独家对话华裔神探李昌钰——“做刑侦工作很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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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昌钰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首席刑侦鉴识专家，美国媒体称之为“当代福尔摩斯”。

　　4月13日，李昌钰来到河南。经多方打听，记者联系到了省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宫毅，据宫副校长介绍，李博士是应邀专程来讲学的。因为其行程安排得很满，宫校长答应帮我们与李博士约定采访时间。昨日晚9时，记者最终在黄河迎宾馆采访了这位华裔神探——

　　侦破秘诀：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长处，很细致。同时我们的逻辑推理比外国人强一些。

　　记者：李博士，您参与调查了8000多起重大刑事案，并以刑事侦查与鉴识技术屡破奇案。秘诀在哪里？别的人做不到吗？

　　李昌钰：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长处，很细致。同时我们的逻辑推理比外国人强一些，外国人用的是高科技，比我们中国稍微进步一点，所以21世纪的刑事侦查，就是将这些新科技与逻辑推理结合起来。科技就是能找出物证，毛发啦、血液啦、精液啦。但是真正了解动机啦、什么样的犯人啦，这些就要靠推理。案件现场看得越多，积累的经验也就越多。

　　记者：听说您在勘察现场的时候，会用多种语言跟死人对话？

　　李昌钰：（开心地笑）这只是外面的传说，很多人说我会跟死人讲话。我只是会很认真地面对并了解尸体，他的气味、尸斑等，这都会给我很多重要的线索，譬如陈尸的位置、陈尸的方向等。很多时候，我会从尸体的周围，发现一些证据，在破案上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警察人员的训练，尽快到现场。迅速地到达现场，破案的几率就会很高，如果说到达现场很慢，或者说现场被破坏，这就要靠人证啦。

　　记者：我们在影片中会看到，美国警察迅速赶到案发现场的时候，都是跪在地上取证，中国警察不是这样，您自己呢？

　　李昌钰：（大笑）这你也知道啊。很多美国的警察机构、学校都邀请我去讲课。很多人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到现场十几个钟点，看了半天了，你到现场20多分钟，却看到了很多证据？我说你们美国人到现场啊，是跪着的。蹲在现场，你的占地面积就小些，跪着就占的面积大些，容易破坏现场，现在很多美国人都在学着蹲。

　　刑讯冤案：作为技术人员，要有充分的信心，你有信心本身就是对犯罪分子的一种打击，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无辜的人，他会觉得有了保障。

　　记者：李博士，当年的辛普森杀妻案在全美乃至全球影响都很大，您当时作为康涅狄格州的警政厅厅长出庭为辛普森作证，后辛普森被无罪释放。因为作伪证，洛杉矶400名警察被处理，您有没有遇到过什么不安全因素？

　　李昌钰：没有。不但没有受到任何不安全因素的影响，而且很多部门的人都感谢我。证据一定要强，才有说服力，假如证据不足，你就不能给他判刑。假如一个案件不按证据说话，在早期的时候，就是刑讯，刑讯有时就会导致屈打成招，造成一些冤狱。

　　记者：今天国内的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湖北的一起杀妻冤案，犯罪嫌疑人佘祥林被整整关了11年之后无罪释放。

　　李昌钰：这种案件在国外也有。假如没有证据，我们首先要保证当事人的权益。很多案件没有结案，就是因为证据不足。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目前我们刚刚破了一个35年的积案。作为技术人员，要有充分的信心，你有信心本身就是对犯罪分子的一种打击，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无辜的人，他会觉得有了保障。

　　记者：可是，当前我们有很多案件在侦查审理过程中，还都是靠口供来办的。

　　李昌钰：这个问题在美国，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刚去的时候，一直到1979年的时候，都是信口供，早期的时候用了刑讯，后来很多高等法院发现了案件有屈打成招的，就通过了一个法律，就是一个人自白的时候，就要让他找律师等。后来到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了很大变化，警察也赶到现场了，也开始找人证啦。21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并不能排除有人作假证，分故意的和非故意的。假如证人眼神不好，或注意力不集中，有偏差，还有一个视觉问题，把记忆讲出来，就常常会出现夸大或缩小。因此有些证言就不能完全相信，在这种时候，就只有靠物证了。

　　关于家庭生活：我不喜欢做官，做行政主管白天很努力，晚上躺在床上想想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想不出。做刑侦的工作，譬如破了案，做了刑事鉴定，心里很有成就感。

　　记者：您小的时候，据说家里情况很困难，有13个孩子，全靠母亲一个人抚养，22岁时您在台湾成为一名警察，1964年揣着仅有的50美元留学美国，最终成为康州纽海文大学的终身教授，这些经历让很多人都很感动。

　　李昌钰：（频频点头）对，是这样。我的家乡在江苏如皋，我已经回过家乡3次了。我父亲去世以后，对家里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母亲一个人养活13个子女，不容易啊。

　　很多人都曾问我，你最亲近的人是谁啊，我说是我的母亲。从小呢，生活是很艰苦的，当时报考警官学校，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因为当时警官大学是不收学费的，而且有津贴，毕业有工作。出来以后，感觉对我一生都有很大的帮助。

　　记者：您在台湾当警察时，干的是什么具体工作？

　　李昌钰：我干了有5年，干过巡警、刑警。1964年我去了马来西亚，当时我已跟我太太结婚了。在马来西亚的《华联日报》当记者，所以我一看到你们就感到很亲切。到报社3个月以后就是助理编辑，6个月以后就变成总编辑了（很开心地笑起来）。报馆很小，发行量也就5000多份吧，在那个小城沙捞越（音）也算很多的了。

　　一年以后我就到了美国，当时很辛苦，我端过盘子，后来找了一份工作，在医学院，还一边上学。当时很大的好处是白天做事，晚上上课，上夜校。在纽约念了4年，后来念了硕士、博士，完了以后就受聘至纽海文大学，后来做了学校第一任的鉴定中心主任，中心最初20人，后来增至400多人。

　　我退休之后，康州前任州长就希望我出来做警政厅厅长，我当时没有答应。新州长就任后，就找到我妈妈、我太太做工作，后来我就同意了。

　　记者：您这位警政厅厅长当时管理着多少人？

　　李昌钰：当时管理的有几万人，那里除了州警以外，还有消防警等，警政厅的规模比较大，我是第一个亚裔，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亚裔厅长。华人社会当时都很兴奋，做了两任以后，我就退休了，每任一年。

　　我不喜欢做官，做行政主管白天很努力，晚上躺在床上想想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想不出。做刑侦的工作，譬如破了案，做了刑事鉴定，心里很有成就感。后来很多人希望我出来做国会议员啦，我本来有一点心动，可以为华人做更大的贡献，可要我去做政客的话，我会很不习惯，对自己的家庭，就会更少有时间去关照了。

　　河南印象： 这次我在焦作看了他们的设备，设备很好，人才也很优秀，这个方向是绝对正确的。

　　记者：目前国内都很重视刑事技术建设，譬如目前河南警方、郑州警方就在拉开大刑侦的格局，您对刑事技术建设有何建议？

　　李昌钰：我第一次回国是1985年，回国以后去过公安部的刑科所，还去过公安大学，广东、山东、四川、山西等很多地方，他们的刑事技术我都去看过，我对他们的工作非常敬佩。这次我在焦作看了他们的设备，设备很好，人才也很优秀，这个方向是绝对正确的。犯罪分子也会利用高科技了，假如我们警方的鉴定设备、现场设备跟不上，发生大案以后，就很难破案了。很重要的是，中国警方要建网络，建健全的资料库，人才需要系统的训练。

　　记者：您觉得国内的刑事技术设备跟美国比落后吗？

　　李昌钰：稍微差一点点。美国当然是在条件上面好些，有些机器国内有一台，美国就有5台、10台甚至20台。仪器设备方面，当然需要国家更多的资金支持，国内，刑事技术只接受警方的案件，在国外，可以接受民间的案件，民间案件就要收费，收费就可以增加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