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车上摔伤案凸显法律冲突

　　【南京日报报道】4年前，一市民因乘公交车摔伤，打了3年多官司。期间，是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适用国务院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使得这起官司经历了很大波折。据了解，因此案不仅涉及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涉及司法权与地方立法权发生冲突如何处理的问题，不仅引起法院、检察院的重视，也引起了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关注。

　　公交车上摔伤，两审判决起争议

　　2000年8月19日下午1时许，市民刘成桂（化名）乘坐市公交总公司7路无人售票车，经过通济门车站时，因驾驶员急刹车，欲下车的他被一乘客放在座位旁的纸箱绊倒，摔成九级伤残。市公交治安分局认定，驾驶员驾车进站时疏于观察，安全措施不当，应负该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放纸箱的乘客负次要责任。次年初，刘成桂将公交总公司告上法院，要求赔偿。案件审理中，刘成桂要求按照《消法》、《江苏省实施〈消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其人身伤害进行赔偿。而公交总公司则坚持认为，事故是在行车过程中发生的，应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处理。法院审理后认为，公交总公司不适当履行服务的行为，既违反了《合同法》，构成违约，也侵害了作为消费者的刘成桂的法定权益。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着违约关系与侵权关系的竞合，刘成桂有权选择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刘成桂选择适用《消法》，应予支持。法院据此判决公交总公司支付刘成桂各项损失近12万元。一审判决后，原被告皆不服，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此案是公交车驾驶员的过失行为导致乘客人身伤害。刘成桂与公交总公司之间虽然是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江苏省实施〈消法〉办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也明确规定了赔偿标准，但该条第二款同时规定：“法律、法规对前款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作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已明确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标准。因此，本案应当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二审法院据此判决公交总公司，一次性赔偿刘成桂各项损失4万余元。

　　省检察院抗诉仍未奏效

　　二审判决后，刘成桂不服，向市检察院申诉。市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此案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提请省检察院抗诉。省检察院审查后也认为，二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不当。首先，公交总公司不适当履行服务义务的行为，既是违约，也侵害了刘成桂的人身权益，双方之间确实存在合同关系与侵权关系的竞合。对于法律关系的竞合，刘成桂有权作出选择。刘成桂选择适用《消法》，要求公交总公司对其造成的人身损害予以赔偿，符合法律规定。其次，《消法》第四十一条并没有规定援引其他法律、法规，而《江苏省实施〈消法〉办法》是依据《消法》制定的，因此对“法律、法规对前款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适用，不能脱离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再次，从法律效力看，《消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则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前者的法律效力显然高于行政法规。此案二审法院根据《江苏省实施〈消法〉办法》而确定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法律依据不足。省检察院向二审法院提起抗诉。但去年12月6日，二审法院作出再审判决，维持了二审判决。

　　司法权与地方立法权“冲突”？

　　据有关人士介绍，此案再审之所以维持二审判决，最根本的原因，是最高法院审判监督庭曾于2003年，对发生在盐城的一起同类案件作过一次答复。该答复要求，因道路交通事故引起的侵权纠纷，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处理。二审法院就是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对盐城这起案件作出判决的。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刘克希认为，省地方法院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而不是《消法》及本省生效的地方性法规对上述案件作出判决，不仅没有依法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引起了司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冲突”。刘克希说，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不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应当是本省各级地方人民法院断案的依据。《江苏省实施〈消法〉办法》是合法有效的地方性法规，不存在与国家法律“抵触”的问题。该法规自1996年10月实施以来，已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8年多了。全国人大、国务院从未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而根据《立法法》，地方性法规即使与国家法律法规有抵触，也应由最高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最高法院审监庭的答复尚不是司法解释，因其一个答复，就使一个省级地方性法规，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被否定适用，则明显引起了司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冲突”。据悉，目前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将此案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通讯员　山风　南京日报记者　陆诚(编辑　田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