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人眼中的南宋文学

　　胡传志

　　宋金长期对峙,金源文人如何看待南宋文学？这无疑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从中可以折射出金代文人的南宋文学观,也会启发我们作出一些新的思考。

　　在南宋各体文学中,诗歌的比重最大。杨万里以其独树一帜的诚斋体在南宋享有盛名;其巨大的创作量,多部诗集的刊行,为其传播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其诗又多以自然界为题材,没有多少民族对立情绪,更为其在金源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便利。金末诗人李纯甫很喜欢诚斋体。他称赞诚斋体“活泼剌底,人难及也”《归潜志》卷八。活泼——我们今天公认为诚斋体最突出的特征——最先则出自这位金源文人之口。南宋人用“活法”来概括诚斋体诗的特征,揭示出诚斋体与江西诗派的艺术渊源,因为“活法”是江西诗派成员吕本中总结出来的江西诗派技法。但“活法”一词却淡化了“诚斋体”的艺术创造。李纯甫用“活泼”一词,不再直接提示诚斋体与江西诗派的因缘关系,从而拉开了杨万里与江西诗派之间的距离,能更好地凸显诚斋体与江西诗派不同的个性,所以“活泼”一词后来几乎成了诚斋体的定评。

　　与此相关的是元好问在《又解嘲》中对南宋诗人张鎡、徐似道的评价“诗卷亲来酒盏疏,朝吟竹隐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头敢道无”据钱钟书先生的解释,《竹隐集》是南宋诗人徐似道的诗集,《南湖集》是南宋诗人张鎡的诗集,元好问“以山谷配东坡,弹压南宋诗流”。徐似道、张鎡只是南宋诗坛中的小诗人,他们何以进入元好问的评论视野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是诚斋体的追随者。张鎡是效仿诚斋体的诗人。徐似道亦学诚斋,深得诚斋体貌。诚斋体以其活泼有趣而惹人眼目,但随着金末社会动乱的加剧,随着金王朝的灭亡,诚斋体越来越不适应北方文人反映现实、抒情言志的需要。元好问批评张鎡、徐似道的“新句”,实际上是间接弹压新巧的诚斋体,从另一个方面揭示出诚斋体在反映国家衰亡、民众不幸等方面的局限性,体现了元好问的诗学见识。

　　除诚斋体之外,传入北方的还有曾慥的《宋百家诗选》。该书在南宋就受人批评,有人说它“识鉴不高,去取无法,为小传略无义类,议论亦凡鄙”,有人说它“诗选去取殊未精当”。该书在北方同样激起元好问、王若虚等人的不满。元好问在评价其《中州集》时,曾以该书作比“陶谢风流到百家,半山老眼净无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元好问批评的侧重点不是其去取不精,而是它偏向于江西诗派的立场。王若虚也几次涉及该书,有的是批评其中所选之诗,有的是批评曾慥的具体观点。无论哪种情况,都折射出他反对江西诗派的一贯态度。如曾慥称赞徐俯《戊午山间对雪》“积得重重那许重,飞时片片又何轻”两句“警策”,称赞朱松《春日二首》“点化精巧”,都遭到了王若虚的否定。江西诗派在南宋的影响源远流长,追随者众多,而在金源却遭到普遍的抵制,这体现了南北诗学观的巨大差异。

　　金代文人对宋诗虽然也多有批评,但还是能够承认其成就和地位。《滹南诗话》说“宋人之诗,虽大体衰于前古,要亦有以自立,不必尽居其后也。”这说明王若虚没有因为政权对立而故意打压宋诗,较好地体现出公正性和客观性。

　　相对于诗歌而言,金代文人对南宋词的评价更高一些。刘祁在《归潜志》中说“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将宋词视为真正的诗。金亡之初,元好问重读陈与义《临江仙》等遭遇乱世、寄怀世事沧桑感慨的词作,感同身受,激起了他的共鸣。因此,他称赞陈与义的词像诗歌一样,隽永有味,有“不传之妙”,“愈嚼而味愈出”。显然,他的这一评价比胡仔等人“奇丽”的评价深刻多了,也精当多了。

　　元好问对辛弃疾词也有精粹的评论。他认为有词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认为陈与义、辛弃疾等词人的词作“吟咏情性,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这一认识充分揭示出稼轩词的词史意义,最接近今人对稼轩词的评价。如果对照南宋词论家关于辛词的认识,就更能见出元好问独到的词史眼光。南宋人陈模的《怀古录》成书于淳祐八年之后不久,书中说当时词人“只说周美成、姜尧章等,而以稼轩为豪逸,非词家本色。”说明当时相当一部分词人甚至是大多数词人并不认可稼轩词。年代较晚的南宋著名词论家张炎仍是如此,他批评辛弃疾与刘过的词不是“雅词”、是“长短句之诗”。在稼轩词史的确定过程中,以张炎为代表的南宋词家之论真是历史的倒退。相形之下,元好问等人的观点是多么的难得！

　　当然,金人对南宋词并非全是赞美,偶尔也有微辞。王若虚曾征引南宋人刘望之的《鹊桥仙》词,认为“只应将巧畀人间,定却向、人间乞取”等句是点化北宋初年诗人杨朴《七夕》而成,也是江西末派习气,“欲益反损,正堪一笑”。王若虚以其别样的眼光从南宋词中发现江西诗派的影子,揭示出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江西诗派对南宋词产生了一定影响。

　　宋代散文取得了超越汉唐的成就,王若虚给予比宋诗还要高的评价,说“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对宋代散文好议论的特点,王若虚也能从正面揭示其意义。他反驳陈师道“今之记乃论也”的论调,认为“议论虽多,何害为记”他还进一步肯定宋代散文“视汉唐百体皆异,其开廓横放,自一代之变”的历史贡献。这是就宋文整体而言,具体到南宋散文,王若虚不免有所批评和否定。孙觌是南宋四六文名家,颇受南宋人的好评,有人称他“笔势翩翩,高出流辈”,“每一篇出,世所传诵”,有人称他“四六清新,用事切当”。对这样的南宋名家,王若虚能够力排众说,独抒己见。他曾征引孙觌《谢复敷文阁待制表》,果断地指出该文存在两个严重缺陷,一是文体不当,因为四六文不是他所说的“真文字”,不适合抒发“诚实恳恻”之情。二是滥用事典,很不恰当。由孙觌这篇文章,王若虚还进而推导出“宋自过江后,文弊甚矣”的大判断,这一推论过程虽然失之简单,观点却符合实际。

　　总体来看,金代文人比较关注南宋文学。由于政权的对立,他们可能有意回避了对南宋爱国文学的评价,加之双方文学交流有限,他们对南宋文学的评价不是很多,不可能全面,但他们没有故意打压、贬低南宋文学,相反倒是表现出相当高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往往比南宋人自己的评价更准确。这或许又应了那句古话——旁观者清？（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