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考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高低体现在多个方面，而利益的获取与分配始终同执政能力相伴相克。因此，端正利益观念，认识并探索利益的特点和规律是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一、提高执政水平要追求利益创造的最大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我们的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作为执政党，如何才能代表这种利益？给予这种利益？那就是我们的党必须带领广大人民去不断创造利益，不断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创造了利益，才能代表和分配利益，否则，这种代表就失去了意义。谋求利益最大化是强国富民的需要，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客观要求。能否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是我们党是否优秀于其它党派的重要标志，其创造利益能力的高低就映衬着执政能力的高低。纵观国内外许多政党的兴衰成败，凡是能够带领民众不断获取利益的就会长期存在或延续，否则必为其它政党所取代。小平同志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就是不断创造利益的过程，不创造利益就没有发展可言，就没有稳定可言，就没有执政地位不断巩固可言。何为利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是执政党创造的利益是其它党派和团体所不可比拟的、不可创造的、不可替代的，也就是执政党之所以执政的理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所取得的业绩为世界所瞩目，就是我们党执政能力不断提高的最好证明。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利益的创造过程是无休止的过程，我们的党作为执政党只有不断实现利益最大化，才能不断稳定其执政地位，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
二、提高执政水平要追求利益分享的理性化
执政党创造利益固然重要，但如何使得所创造的利益公平合理地为全社会所分享同样有其重大意义。我们所创造利益的目的是为广大人民所共享，共享不是平均分享，平均分配，这样就失去了利益的激励作用。同样，我们所创造的利益更不是为少数人所享用，否则就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背道而驰。一个国家在发展的进程中，每个阶段和时期在利益分配上必然有不平衡性，因此，适时、适当、适度地调节利益分享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我们之所以说理性分享，就是要尽量剔除在利益分配上的盲目性、主观性、随意性、摇摆性。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无疑是十分正确的。那么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利益积累的丰厚，就必须及时调整利益的分配原则，否则很容易出现利益分配上的两极分化现象，如任其发展，将陡增社会不安定因素，分配失去了理性，社会也就失去了和谐，对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也必然产生冲击。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乡差距扩大，国家全力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就是要在利益分享的调节上发挥作用，进而不断缩小其差距，达到最终利益共享的效果。针对这一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在分配上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等等。由此可见，利益的获取与分享互为作用。作为执政党，在最大限度地创造利益的同时，也要最大限度地调节好利益分享，否则，创造的利益越大，隐藏的复杂因素越多，矛盾越尖锐，对其执政地位的威胁越大。
三、提高执政水平要追求利益调整的超前化
利益分享既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不断对其调整就成为必然。这种调整必须是主动的、具有超前性的，如果当利益分享砝码倾斜到了一定程度，很可能调整起来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甚至丧失获取的全部利益也无法补偿，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就无从谈起。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改革开放初期的沿海城市开放政策，及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都是地域、区域利益调整的举措，都具有超前性。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实现了地域经济的发展，也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如果不是具有超前性的话，再过几年，十几年再想实施的话，很可能失去发展机遇。国家大力实施再就业工程，对弱势群体予以最低生活保障，全力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都是群体利益调节的措施，这些措施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同样，这种调整如果滞后的话，当利益杠杆完全失衡时，将引起社会某一层面的动荡不安。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在运用利益杠杆的调节上做到提前预测、提早决策、适时而动，从而避免被动决策、亡羊补牢式的调整，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给党执政能力的信任度造成损害，从而使调整在手段上做到倾斜有度、平衡得法、驱动有效、渐进平稳；在效果上，达到理顺情绪、安定团结、促进发展的目的，进而使利益受体充分兼顾、相对均衡，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作者单位 鞍矿实业发展总公司）
(王少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