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的启示

　　社会学者有一种对人的幸福感的测试，希图从中找到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2004年，有一项对中国六大城市“幸福指数”的测试，结论是———同一国家的不同城市之间，富有的城市不比相对贫穷的城市更幸福；但同一城市里，富人比穷人幸福。这说明财富对幸福的影响是相对的，在同一个城市里，富人、穷人相对容易比较，所以富人幸福；跨城市相对不容易比较，所以富有的城市不比相对贫穷的城市幸福。

　　幸福感确实是从比较产生的。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也就不会有感觉上的差别。没有差别，幸福感从何而来？

　　比较又依赖体验，体验最深切的事物，比较才明显，感觉才突出。所以，人们总是从自己身边开始比较。这种幸福感的特点，也反映到农民工身上。许多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着艰苦的工作，劳动条件恶劣，劳动强度超高，劳动时间几乎耗尽精力。但是，尽管如此，农民工仍具有很强的外出动力。这些农民工在家乡饱受贫穷，没有挣钱的活儿可干；出来后虽然吃很多苦，但是毕竟能赚到钱。这使他们感到一种满足，感到一种幸福。其中原因就是，他们并不是与城里人比较，而是与没有出来打工的家乡农民比较。

　　当然，影响幸福感的因素还有一些是无法准确统计的。例如内心的文化修养。先哲曰：“幸福意味着自我满足”，“幸福绝非轻易获得的东西，在别处不可能找到，只有在我们身上才能发现”等等，都强调了这种“自我”的重要。这种“自我满足”包括生活上的高尚追求，包括消除妒忌心理的折磨。而妒忌这个“婆娘”，最热衷的就是在左邻右舍或同事、朋友之间滋事，也就是在每个人的身边折腾。

　　还有一个难以统计的因素，是环境对“幸福指数”的影响。毫无疑问，在一个社会公正、人际关系和谐、秩序良好、生活便利的环境里生活，幸福感自然会多一些。莫要说这些人文环境、社会环境会影响“幸福指数”，就是自然环境比如天气和空气质量也会影响“幸福指数”。无论是谁，如果三天两头都在雾霭弥漫、空气混浊的世界里呼吸生存，心头也难免阴霾压顶，心情难以舒展。当然，这种影响因素不在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内。

　　而在社会因素里面，很重要的一条是公平与公正的影响。即社会不以钱论人，不以钱多而趋之若鹜，不以钱少而冷落歧视。“先富起来的”能享受适应他们的社会服务，但并不排斥“正富起来的”与“未富起来的”应得到的社会服务。这样就使人们收入的高低，不会绝对地影响幸福感。北京故宫等六处世遗景点启动门票涨价议程，所以遭到舆论非议，就是因为这些景点门票的涨价，伤害了公平、公正的社会原则。它的做法，虽然增加了一些人的幸福感，却也剥夺了另一些人的幸福感。而这种剥夺，由于世遗景点的名气，更被突出地放大；其对人们幸福感的创伤，也是难以用“自我满足”来弥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