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集粹：佘祥林为什么不敢伸冤

　　东方早报:从科尔曼报告到北师大报告

　　我们虽然没有自己的“科尔曼报告”，但是该报告仍然对今天的中国具有非凡的借鉴价值。今日中国许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外来人口”子女，其遭遇的成长困境比当年的美国黑人孩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并不需要“为了平等的反歧视”，但却需要最为基本的公平。广东省已经从2004年开始，规定凡外来人口子女只要三年都在广东读高中的，就可以和当地户籍孩子一样，就地参加高考，平等竞争和录取。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不要把外来人口及其子女排斥在城市的大门外，任何一位家长、官员和教育工作者都要有起码的历史责任感，不要以为通过排斥政策给自己的子女制造了特权就是给他们带来了好处，你在制造特权和歧视的时候，也埋下了仇恨和敌视的种子。

　　齐鲁晚报：大学生抢安全套不值得高兴

　　大学生中性行为成为普遍现象，绝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虽说教育部已经允许在校大学生结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鼓励大学生的性行为。在本该充满书卷气的大学校园里，如果性行为成为普遍现象，是令人感到十分悲哀的。

　　工商时报:市长热线为啥常热不衰

　　“依法行政、权责明确”是现代政府执政观的基本理念。我们对“市长热线”效用的无限期望与热衷是不合规律的。在依法行政的今天，更要注意行政行为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政府应理性行政，当一些公民认为行政行为损害了其合法权利时，社会应设定一些理性的程序，让公民有申请救济的权利，而不该让“市长热线”成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从他所承认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这位教授从骨子里瞧不起这些自考生。何也？恐怕正是该教授的“等级观念”在作祟。因为在他眼里，自考生不能与“天之骄子”、“学界正统”、“名门出身”的北大学生相媲美。他兴许还有这样的思想：既然我们亲自教出来的堂堂北大学生都不能成为北大研究生，你们这些自考生又何以能跻身此列！

　　北青报:从高勇困境看官员挫折教育之缺失

　　对官员的挫折教育，既有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也包括心理健康教育的课题，当是一门系统博大的学问。从最低限度看，一定要让官员认识到，仕途的起起落落、人生的悲欢离合，都是很自然、很正常的现象，因此最好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人，怀有一颗平常心，不好高骛远，不贪得无厌。一些地方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们的经验值得引为借鉴。

　　圆明园管理处负责人从听证会现场不告而别的非正常现象，说到底是因为该负责人无论是就圆明园的管理工作还是行使行政权力而言，均不能认清自己的“被委托人”角色，而一直以圆明园遗址及权力的主人自居。对自己的公仆身份未有认同正是藐视民意监督的根本原因。对于这样的对自身职责与身份认识不清，公然藐视民意的官员，人民有权要求撤换。

　　东方早报:厉建中案 双重体制造就腐败空间

　　作为研究院的院长，对资源分配具有生杀予夺的行政大权；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呼风唤雨。两种角色集于一身，也就意味着厉建中可以在两种体制间左右逢源，在行政权力和经济利益间相互转化，但却可以不受任何体制应有的监管。在这样的腐败空间里，这位“科研精英”“优秀企业家”走向了最终的堕落。

　　工人日报:多少人在琢磨领导好哪一口?

　　领导干部必须把握自己，行为举止要慎之又慎。首先，要尽量节制自己，不能沉湎于个人爱好。现实中，个别领导干部对待工作马马虎虎，得过且过，却沉溺于种种嗜好不能自拔，滋长了玩物丧志的习气，以至于消磨了意志，荒废了事业，辜负了百姓的期望。其次，要当心别有用心之人投其所好。有些人常常趁大权在握者玩兴正浓、潇洒舒爽之际，送上报告，递上合同，轻易得到了签字。领导们的个人爱好就这样被人利用了。酒店后堂贴一张领导个人喜好清单，事儿虽不大，但它透露出的不少人在琢磨领导“好哪一口”的心态，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而葛南海的屡屡碰壁，是不是说明当今社会对相貌的包容度还不如两千多年前？一个人相貌不佳，就连就业和学习的权利也被一并剥夺，这是不是文明的倒退？只靠相貌，是不能判断一个人的品质和能力的。葛南海在求职和考研时屡屡高中第一，足以说明他有较高的水平，也说明他的水平与他的相貌是不成正比的。但在“审美暴力”之下，相貌就是高高的门槛，倘若你迈不过这道门槛，就根本没人愿意了解你的品质与能力。

　　尊重文化的商家才可能拥有高品质的企业文化，文化才会助企业发展一臂之力。奉劝一些商家，别以为得到“眼球率”就得到了一切，低俗引来的“眼球率”也是阻碍企业发展的利剑。文化绝对不是商业玩偶，而是商业发展的灵魂。

　　的确到了该清醒反思的时候了！尤其对那些掌握了政绩评价机制话语权的人！要知道，如果不彻底剥离缠绕于司法身躯上的人治筋脉，如果破解不了数字指标论英雄的怪圈难题，那么，“无罪推定”和“重证据，轻口供”的现代司法原则永远都只能是纸上谈兵，而李久明冤案、杜培武冤案等还会不断地重复。这些冤案，损害的不仅是某个个体的权利，而是整个法治的威严，最后倒下的，也不仅仅只是几个基层警察、法官，而是执法者的公信力。

　　今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设本科———硕士———博士连读班，首次让考生在志愿中填报。进入该班的学生在大一就实行一对一的导师制，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和资深博士生导师为新生担任导师。现在，高校在招生中越来越多地采取本硕连读、本硕博连读的模式，笔者认为该模式及一系列相关措施并不符合教育规律，值得高校及教育主管部门关注。

　　类似的争论发生在司法和媒体报道之间。社会舆论可能会给司法机关造成干扰，但它也可能给司法体系形成监督。在中国现实环境中，前者的例子时有发生，但显然远远少于后者。就佘祥林冤案而言，目前媒体所起的监督作用显然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设想，11年前，如果这个案件得到媒体的充分报道，那么如此荒唐的悲剧应该不会发生。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司法的独立和媒体的发达同样并行不悖，既没有“报纸上都说了，法院还这么乱判”的逻辑，也没有“法院都判了，报纸怎么还那样报道”的问题。

　　国资委和财政部昨日正式公布了《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禁止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MBO)”，中小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则可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