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上影响极坏、买官卖官的典型案例——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公安局原局长安惠君受贿一案，日前由深圳市检察院提起公诉。记者看到，在起诉书中，并没有涉及此前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安惠君接受男性警员‘性贿赂’”的传闻。
为什么不对“安惠君接受男性警员‘性贿赂’”的传闻进行调查呢？深圳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处处长潘晓如此说：检察机关只调查贪污受贿行为，是否涉嫌受“性贿赂”不属检察机关的侦查范围，没有调查和证实。目前，我国的法律条文在这方面尚属空白。关于贿赂罪，我国《刑法》仅规定了受贿、行贿、介绍贿赂三种形式，且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闻听不调查“性贿赂”，舆论一片哗然。叹息之声不绝于耳，议论纷纷大失所望。仿佛不调查“性贿赂”就不足以平民愤，不调查“性贿赂”就不足严惩犯罪。这不禁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它再一次给我们敲响警钟，法制的路尽管在中国已经走了很久，却依然走得很累。漠视法律而重视民愤的恶习，依然左右着某些人的思维。我们无意为安惠君开脱，但我们却不能不为曾经的公安局女局长，在“性贿赂”传闻上所遭遇的“不平等”而鸣不平。“性贿赂”并非安惠君所独享，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现象。只不过“性贿赂”更多的表现是女性向男性“性贿赂”。对于这类“性贿赂”我们似乎见怪不怪，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可一旦男性向女性“性贿赂，就被炒得沸沸扬扬。那些把眼睛紧紧盯着安惠君“性贿赂”传闻的人，是大男子主义思想作崇抑或是患上了隐私窥视癖，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没有从骨子里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按理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该具有普遍性，不能因人而施，也不可因人而免。既然法律规定“行贿赂”不属于调查范围，此前也没有听说过，有那位男性因为接受“性贿赂”而获罪，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抓住安惠君的“性贿赂”传闻不放呢？难道就因为男性向女性进行“性贿赂”，我们就受不了了吗？深圳检方依法不对安惠君“性贿赂”进行调查，使我们看到了法制的理性。这种不受舆论左右，坚持独立办案的举动，值得肯定。
就舆论对安惠君“性贿赂”传闻的关注度看，在中国实行严格的社会法制化确实很难，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并非言行一致地要求社会法制化。从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说，我们还不太喜欢铁面无私法律。所以直到今天，尽管我们口头上都在喊法制，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仍没有在我们的心中植根。因此，在中国实行严格的社会法制化，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对这一点应该有清醒的认识。(稿源：红网)(作者：孔宪英)(编辑：潇湘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