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盲人“定向行走”　折射城市盲道之“盲”

　　本报记者　高学军

　　如果你还能阅读这篇文章，你就不容易理解他们的困难：我国的近1000万盲人仍然处于“瞎走”的状态，他们作为一个巨大的集体，因缺乏科学的行走训练而一直步履艰难。

　　2005年的春花烂漫时节，中国残联在全国5个城市开展的盲人定向行走训练服务试点工作到了收获季节。随着对试点工作的总结和随后的推广，全国近千万盲人将会迈出前所未有的步伐。

　　而让人非常意外的是，传统上被大众寄予厚望的盲道在这一时代进程中的地位无足轻重，至少专家是这么说的。

　　盲妇独自去买菜

　　38岁的无锡盲人张红娟从未像最近一段时间这样被人关注。不久前的一天，当她依靠盲杖顺利地从附近的菜市场买回蔬菜时，无锡人通过媒体看到了她幸福的笑容。

　　如果忽略视力上的残疾，张红娟就是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每天早上，她要去附近的菜市场买回一天的菜，亲手做饭，洗碗，洗衣服，打扫卫生。

　　张红娟告诉《江南时报》记者，在接受定向行走训练之前，她一直依靠邻居的帮助去完成每天的头等大事———买菜。她每天去找邻居，让她带着去菜市场。

　　“有时候人家有事情，我找不到人，心里就很难受，就恨自己为什么是一个盲人。”张红娟略带伤感地说。

　　10岁的时候，张红娟因为意外而导致右眼失明。随后几年里，她靠一只眼睛随同学们读到初中，但由于左眼视神经受到影响而逐渐萎缩，她的左眼视力迅速下降，直到近乎全盲。

　　这时候，她已经是家里的第3个盲人了。

　　张红娟的父亲在40多岁的时候由于白内障致盲，她的哥哥则同样在10岁时因为意外事故而失去视力。

　　对于失去视力的人们来说，走路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

　　北京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副主任钱志亮博士告诉本报记者，一个人在失明之后，最大的问题是与环境失去了联系，行走能力丧失，而我们国家目前有近千万的盲人，他们基本上一直在“瞎走”。

　　“真正的行走应该是自然的、独立的、有效的和方便的行走，而现在的行走则不是，不是自然的，不是独立的，也做了很多无用功。”钱志亮说。

　　一根盲杖走遍天下

　　早在10年前，无锡宜兴残联就和中国爱德基金会合作，利用国际克里斯多夫防盲协会（CBM）捐助的资金，开展了农村盲人社区康复项目，对盲人进行定向行走和劳动技能训练，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据无锡市残联康复处处长窦红波介绍，康复社区内的盲人经过培训以后，不但可以顺利地完成日常行走，甚至可以完成一些技术性很高、工序复杂的劳动，比如做豆腐。

　　2001年，国家将盲人定向行走训练服务试点工作纳入《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五”计划纲要》。2002年，中国残联正式在5个城市的10个区县启动了盲人定向行走训练服务试点工作。这5个城市分别是上海、无锡、青岛、洛阳和长沙。

　　窦红波处长说：“定向行走训练的目的就是让盲人一根盲杖走遍天下。”

　　无锡被作为试点城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宜兴所取得的成绩。本次试点工作的第一次交流活动也是无锡开展的。

　　张红娟是幸运的，她所在的崇安区被选为无锡市的试点区，去年5月，张红娟等7人被正式确定为培训对象，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定向行走训练。

　　崇安区残联副理事长高冰介绍说，训练是完全免费的，折叠式盲杖也是免费赠送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残疾人通常都有比较严重的心理障碍，他们不愿意拿着盲杖出门，因此光是确定这7个培训对象就费了一番工夫，要逐个上门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为了鼓励更多盲人接受训练，区里去年还给第一批7位盲人每人发了200元奖金。

　　崇安区广益街道的宋佩仙是街道的康复指导员。她在接受定向行走康复指导员的岗前培训之后，承担了张红娟的训练任务。

　　“每周来她家两三次，每次都要进行2小时训练。持续了3个月。”宋佩仙说。

　　训练的内容包括，学会使用盲杖的基本方法，学会辨认各种参照物和寻找边缘线，记住一条路线上的地形，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礼貌地向路人求助，等等。

　　“很多盲人由于长期与人缺乏沟通，可能都不太会说话了，因此必须教会他们求助的方式方法。”高冰说。

　　中国在补课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国盲人的绝对数量也是惊人的。钱志亮博士介绍说，目前我国有近1000万盲人，而我国对盲人的定向行走训练服务是滞后的。

　　“虽然这项工作的意义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比我理想中的状况还差得非常远。”钱志亮语气沉重地说。

　　作为我国的第一批特殊教育专业学士和国内特殊教育研究的权威，钱志亮一直关注盲人定向行走的研究，并且参与了这次试点工作的培训和教材编写工作。

　　钱志亮介绍说，盲人定向行走训练从1986年才在我国出现，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国外的专家学者来到中国，进行一些师资培训的工作。从1991年开始，我国将定向行走训练列入了盲校课程，但是到现在有的学校仍然没有开展。主要是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有的则是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钱志亮介绍，在发达国家，对于盲人的定向行走训练从儿童时期就开始了，并贯穿于整个义务教育过程，义务教育结束以后，他们的行走也完全没有问题了。

　　“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盲人基本上还处在‘瞎走’的阶段。”他说。

　　本次“十五”试点虽然给人姗姗来迟的感觉，但仍可以看作是相关部门的一次努力。2004年12月，盲人定向行走训练服务试点工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各试点城市就试点工作进行了阶段总结和经验交流。

　　中国残联社会服务指导中心综合处主任陈夏尧介绍说，2005年是试点工作总结年，从明年开始，盲人定向行走训练服务将作为“十一五计划”的一部分在全国推广。

　　修建盲道的不同之音

　　人们通常认为，盲道的不完善和不规范是制约盲人行走的主要因素，因此，媒体在谈到尊重盲人权益的时候，经常大声疾呼要多修盲道、管好盲道。但是，按照钱志亮的观点，这种做法是误入歧途。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钱志亮说：“我个人对盲道是有保留意见的。我坚决反对修盲道，因为盲道不是盲人最需要的，盲人最需要的是定向行走训练。”

　　他说，按照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只要把马路牙子旁边30至50厘米的范围内整平，清除所有障碍，就完全可以满足盲人行走的需要，经过定向行走训练的盲人用盲杖试探马路边缘即可顺利行走。

　　“你到美国、德国去看一下，他们有多少盲道？”

　　针对目前盲道管理不善以及利用率几乎为零的现状，多位残联系统的人士都表示，盲道作为国家文明程度的象征，是有必要存在的。

　　但是钱志亮猛烈抨击这种现象，说这是“形式主义”。他解释说，本来也不想跟已成定论的“发展盲道”唱反调，但是《江南时报》是家乡的报纸（钱志亮是江苏海安人），所以“还是要说”。

　　他说，如果一定要建盲道，也要遵循科学的原则，并且在成本不影响道路造价的情况下修。

　　有关人士指出，在目前我国各项盲人辅助系统有待完善的情况下，修建盲道至少是方便了相当一部分残疾人走路。“有总比没有的强。”这是民政部门相关人士对盲道建设的一个基本态度。他认为，在目前的国情下，修建盲道并非没有必要，但关键是社会各界对于盲人的关心帮助不能仅仅停留在修盲道上，应该说还有很多其它的事情要做。

　　正如钱志亮呼吁的那样，要把人行道上的障碍物清除，尤其是像电话亭这种东西，还有电线杆的斜拉线，都要尽量减少，把这些工作做好，才是对盲人的尊重。

　　《江南时报》 (2005年04月16日 第十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