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委、市政府提出“和谐深圳”“效益深圳”。我认为，这标志着改革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即由过去追求速度的效率优先型发展模式转向现在追求效益和谐的效率与公平并重型发展模式。深圳深化改革任务就在于，建立和完善以效率和公平两大目标相适应的新的经济社会运行机制，走出一条公平与效率兼得、稳定与激励并举的现实之路。
第一，建立社会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益。首先，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研究表明，一国的经济活动越市场化、越民间化，其经济增长方式就越“集约化”（即对资源的利用率越高）。否则，反之。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程度，与经济活动的市场化程度成反比。一是要把所有企业推向市场，确立企业的主体地位，使各种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除涉及国家安全和机密外，取消民资的“限进”。二是政府真正成为市场的裁判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护者，同时发挥市场和民间力量。其次，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相应地进行政治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最后，建立社会流动制度。竞争机制反映在社会领域，就是要一个有效的开放社会流动机制。社会流动，指的是个体的社会等级（阶层）地位的变化。我们要打破社会成员之间的城乡分割、暂住与常住分割、单位分割、所有制分割，使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平等的权利，并能够得到充分流动，合理配置，以调动全体社会成员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第二，建立社会控制制度。社会控制是指一个特定的社会，运用社会力量对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全部过程。要使社会竞争既符合效率，又体现公平，就必须建立和完善一套社会控制机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告诉人们：市场协调并不是在社会任何方面都是效率最高、成本最小的。事实表明，政府和市场在协调人和人关系上有着各自的比较优势。政府与市场一样，本身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即通过维持市场秩序和规则来帮助市场协调人和人的关系，也在市场协调成本过高的地方独立协调人与人的关系。首先，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强化社会的外在控制机制。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深圳应借鉴新加坡经验，加大执法力度，从严治市。其次，重建新型的道德体系，形成社会良好的内在控制。道德对社会的控制功能是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教育功能和评价功能来实现的。伴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我们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塑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新体系。再次，加强组织纪律，强化组织内部的层级结构控制机制。最后，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放大和强化舆论的控制功能。通过报刊、广播、电影、电视、文艺、书籍以及人们在集体中的评价和议论，放大和强化舆论的监督功能，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构成直接制约，形成社会舆论控制。
第三，建立社会调节机制。社会公平与否，不仅表现在社会给予其成员劳动成果和社会价值分配的平等机会，还表现为社会成员在财富占有上的整体状态的合理性。首先，消除不公平现象，防止贫富差距悬殊。政府应加强宏观调节，通过税收、就业、教育、投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一系列制度，调节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差距，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以此调整和制约过度市场化所产生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财富和资源过分集中、多数群体利益被侵犯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现象，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从社会进步和发展中受益。其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尊重弱势群体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保证民众享有基本的、体面的生存权利，享有医疗、养老、教育制度保护。对弱势群体生存、发展权利的保护状况，是检验收入差距适度与否、社会公平与否的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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