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历史回忆

　　陈丕显 著

　　尽管张春桥时而北京、时而上海，上管中央，下管全国，处心积虑地为篡党夺权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始终关注着“陈丕显专案”，不时地给手下出谋划策。

　　在我以后被关押的几年中，他们搞的批斗、审讯会更是无法计数。“专案组”人员除了逼我交代所谓“罪行”外，就是以批斗、折磨我来取乐。他们明知我身患重病体质虚弱，却千方百计变着法儿来折磨和摧残我，除了对我大声辱骂、拍桌子、瞪眼睛之外，还经常逼我罚站、低头弯腰认罪、不让我喝水；他们还毫无人性地搞什么“车轮战”、“蘑菇战”，一连几天，甚至一连两个月连续批斗，这批人批累了换一批，一天只准我睡四五个小时，企图从精神上把我摧垮，交代出他们所需要的材料。对于他们这种做法，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对他们的肆意侮辱，我毫不示弱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抗争。他们辱骂我是“老反革命”，我就说“你们是法西斯，你们这样迫害我才是真正的反革命”；他们骂我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就反唇相讥，“我没有死，怎么是死不改悔呢”；他们大声叫我“滚”，我立即转身就走；他们指责我“态度不老实，很嚣张”，我就说，“你们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搞逼供信”。

　　有一次，他们在全市电视大会上宣布了柯庆施的两句话：“我身边有一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陈丕显当权，一定要搞修正主义。”我就问：“柯庆施是不是政治家、马列主义者？若是，为什么他和老婆说这个话？”他们被我问得哑口无言。他们怕我讲话，总是把话筒放得远远的。有时我被他们斗得精疲力竭了，就一声不吭地低头休息。被关的八年间，专案人员一批换一批，却都没能奈何我。

　　1967年4月12日，江青在北京发表了《为人民立新功》这篇臭名昭著的讲话中点了我的名。之后，张春桥一伙更加紧了对我的迫害。1967年5月3日，张春桥把那个“材料组”变为市革会专案办公室所属的“陈丕显专案组”，把我的专案列为全市第一号大案。

　　这个专案组直属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领导，具体由“三王一李”，即王维国(林彪死党)、王少庸、王承龙和李文静(张春桥老婆)负责，下设许多个小组，最多时曾设13个小组，有正副组长17人。专案人员由起初的50多人，不断更换和扩大至156人。其中还专门设了一个“谢志成专案组”，还有常设的秘书组和审讯组。至于临时的“批陈班子”更是不计其数了。

　　尽管张春桥时而北京，时而上海，上管中央，下管全国、上海，处心积虑地为篡党夺权上蹿下跳，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始终关注着“陈丕显专案”，不时地给他们出谋划策；王少庸、王维国、李文静更是不遗余力，耍尽了阴谋诡计。王洪文、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也经常出点子，作“批示”。专案办和专案组的人员都是张春桥、王洪文、王维国、徐景贤、王少庸、李文静等人几经挑选的，对于那些比较正直、实事求是、讲究党的政策的、不按他们旨意办事的人先后被调走。

　　1967年10月，市专案办负责人郭忠业向张春桥汇报说，没有发现我的叛变自首行为。张春桥一听就十分恼怒，他厉声指责专案办“立场有问题”，专案组办案不得力，要调整人员。1967年12月2日，专案组在给市革委会的报告中说，对我1940年来沪拔牙过程和谢志成三次来沪看病过程等问题已查清，未发现什么问题。张春桥、王洪文、王维国、王少庸、徐景贤等人看了这个报告非常恼火，要求对专案组进行调整。1969年1月6日，王洪文、王维国、王少庸、王承龙等人集体听取专案组汇报时，王洪文又传达张春桥的指示说，“对陈丕显要恨得起来”，“要穷追猛打”，“要调那些对陈(丕显)有深仇大恨的人搞案子，不行的调换”。王维国还气势汹汹地在专案组开展了“小整风”，逼迫专案组的人违背良心、违背原则去歪曲事实，整我的黑材料。

　　1967年10月，张春桥、王少庸召集专案办和专案组人员开会，研究对策。在这个会议上，老奸巨猾的张春桥说：“按陈、曹的问题，现有的材料定走资派已是够了。但走资派、路线问题，用词松了一点，还是内部问题。投敌叛变自首是政治问题，那就不同了。”张还指示：“要抓住政治历史问题不放。”王维国、王少庸等人也都多次强调，要抓住“陈丕显的要害问题：叛变、自首、内奸”。在这帮阴险家伙的策划下，专案组便集中全力搞我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他们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足足搞了我七八年之久。

　　所谓“反对柯庆施就是反对毛主席”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及其爪牙利用我和柯庆施在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和争论以及我对柯工作作风上的意见，肆意扩大和歪曲，说成是反对柯庆施。在1958年中央成都会议时，柯庆施有一句名言：“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当时柯的这个讲话在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这讲话就是张春桥起草的。他们由此推理成：反对柯庆施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这些问题，现在说起来，大家都会感到荒谬和好笑，可在当时，我却因此挨了不少批判。

　　1967年2月10日，张春桥的亲信徐景贤在“市委机关造反派联络站”召开的第一次全市性电视批斗会上，作了批判市委和我的长篇发言。他说：“长期以来，上海市委存在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好学生柯庆施为代表，包括张春桥在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陈、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又说：“柯老生前说过：‘我身边有一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陈丕显当权，一定要搞修正主义。’”

　　3月17日和18日，徐景贤等人又以我反对柯庆施的罪名，连续两天在工业展览馆召开批斗大会；4月6日，又再一次召开批斗大会。他们给我罗织的“罪行”是些什么东西呢？归纳起来主要是：

　　一是说我配合高、饶反党联盟活动。1953年中央财经工作会上，谭震林等出于好意，建议毛主席“休息”，当时柯庆施和我都在这个建议上签了名。本来这不是什么问题，可高、饶问题出来之后，柯庆施却对人说，他之所以签名是因为“阿丕叫我签的”。我申辩说：“柯庆施又不是三岁小孩，他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职务、资历都比我高，难道他会听我的？实际上，是他先叫我签的。”但是，在张春桥、徐景贤心目中，柯庆施什么都是正确的，只有我陈丕显什么都是错误的。他们硬把一顶顶大帽子强加给我，什么“陈丕显这次签名是参加高、饶反党集团活动的一部分”，“是高、饶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

　　二是说我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三面红旗”。关于这问题，他们罗织了许多材料，突出的有：

　　——按照当时中宣部陆定一等领导的指示，我曾针对柯庆施说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人手一册，要办公室里放一套，在家里放一套”这句话说过，“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讲究实际效果，不要搞形式主义”。这话本来没有什么错，却被指责成是反对柯庆施，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

　　——1960年困难时期，我应柯庆施之请回福建老家调查，回来后如实向柯反映了农村饿死人的严重情况，被诬为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配合刘少奇、彭德怀攻击“三面红旗”。他们为此做了许多文章，我后面将详细记述。

　　三是说我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伙同刘、邓围攻柯庆施。对他们说我贯彻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路线，限于当时的思想认识，我是作了多次检查的。对于他们强加给我的其他那些“莫须有”罪名，我则进行了反击和申辩。我在几次大会批斗和交代材料中都说，我和柯庆施在工作中确有许多不同意见和看法，特别是对他作风不民主和缺乏自我批评精神这两点意见很大。我列举了许多事实来说明。我质问他们：“发扬民主是党章所规定的，难道在党的会议上向柯庆施提些意见，就能说是反对吗？即使我是反对柯庆施，也不能推理成我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因为道理很简单，柯庆施一个人不能代表党，他不是党的化身。如果说我对柯提了些意见，就是反对柯，就是反对毛主席，我怎么也不服气，就是到了毛主席那里，我也要这么说。”

　　1967年5月8日，在批斗大会上有人诬陷说我吹捧刘少奇，反对林副统帅。 (49)

　　图:

　　1949年陈丕显和夫人谢志成在无锡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