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掉“铁饭碗”

　　特区是这样闯出来的

　　摔掉“铁饭碗”

　　1983年中港合办的深圳嘉年印刷厂召开工人大会，厂家提出凡不愿与工厂签订合同的请离厂。这家厂1979年开办后年年亏损，工资发不出，濒临倒闭。

　　香港老板巡视车间，看着懒懒散散的工人直摇头：“原以为深圳劳动力便宜，在香港请1个工人，在深圳请得起3个。没想到内地5个铁饭碗抵不上香港1个泥饭碗。”

　　他对一个吹口哨的青工说：“后生仔，现在是上班。你不要吹口哨，你得加紧给我做事。”工人照旧吹口哨。老板火了：“再吹，我就炒你鱿鱼。”鱿鱼一炒就卷，卷铺盖就是叫你“滚”的意思。

　　这个工人火了。他是固定工、铁饭碗——劳动人事部门备了案的！

　　老板可气炸了，吼道：“不炒了你，就炒了我！”事情反映到深圳市政府。一个名词被肯定下来了：“炒鱿鱼”——工人不好好干，老板可以解雇他；工人不满意老板，也可主动辞工，叫“炒老板鱿鱼”。

　　固定工改为合同工，铁饭碗改为泥饭碗。

　　“这也是形势逼我们搞的。”市劳动局调研处长说，“那么多企业要上马，成百万的劳力大军，如果都端铁饭碗，谁有本领解决他们的户口、住房、入学、医疗？我们只有搞多种用工，搞合同工、季节工、临时工。”

　　嘉年印刷厂与工人订下合同，写明合同期，按完成任务定百分制考核，达不到分数线的扣发工资；厂方不满意的工人，合同期满后解雇。

　　当年嘉年印刷公司有207名工人，177人留下了。

　　泥饭碗与铁饭碗第一次交手，泥饭碗胜利了！

　　第二天，工人们拼命工作，产量节节上升。一年工夫，嘉年产值就翻了4番！

　　特区建设初期的用工制度改革为以后一系列现代企业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开了个好头。有外国经济学家后来指出：“中国在20世纪末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最先是从一批合资企业中得到启发的。”资料来源：《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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