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里希　斯人已逝　风范长存（通讯）

　　本报记者　顾玉清

　　在美丽富饶的武汉三镇，人们至今仍在谈论着一个“老外”，他就是曾经在这片热土上生活、工作、奋斗过的一位德国人———威尔纳·格里希先生。

　　格里希先生已于2003年4月17日离我们而去，享年83岁。他今天之所以再次成为人们热谈的焦点，是因为今年4月17日武汉市在武汉和德国的杜伊斯堡两市，分别竖立了格里希的两尊铜像，以永久纪念这位为武汉市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

　　格里希出生于德国巴符州曼海姆市，毕业于德国达姆斯塔航空技术工程师学校，曾担任过德国某车辆制造管理总局和某飞机发动机制造厂负责人。一个平凡的德国人一下子成了名人，源于他与中国、与武汉柴油机厂结下的不解之缘。

　　1984年8月，经与武汉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的德国杜伊斯堡市的推荐，已经退休的格里希由德国的退休专家服务局（SES）派遣到武汉柴油机厂，进行考察并义务担任技术顾问。这是格里希第一次访问中国，正好赶上邓小平同志关于利用国外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讲话发表不久。格里希对武柴考察之后，面对一大堆技术和管理上的问题，急得自言自语：如果让我当厂长……

　　根据当时出台的“引智”精神和格里希的个人意愿，1984年11月，武汉市委、市政府经过认真讨论，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正式聘请格里希担任武柴厂长，任期两年。原武汉市外事办公室主任丁华激动地对记者说：“当时市委、市政府的指导思想是，如果失败了，也只是一个武柴；但如果成功了，却可以对全国国企改革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因此，格里希被聘任为中国第一位“洋厂长”，这实际上是全国“引智”工作的一个重大突破。国外媒体评论说，引进格里希当厂长是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

　　1984年至1986年，格里希任武柴厂长。他紧紧依靠全厂职工，大胆改革，从严治厂，身先士卒，埋头苦干。曾与格里希一起工作过的原武柴厂长谢长钦和现任厂长柴玉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格里希每天上班背一个包，里面放着“三件宝”：游标卡尺、吸铁石、白手套。游标卡尺用于检测零件的精度；吸铁石用于吸查机器里有没有掉铁渣；白手套用于验证机器是否被脏物污染。带着这“三件宝”，他逐个车间巡查。他要求厂里的员工爱护产品就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机器零部件要像对待鸡蛋一样轻拿轻放。

　　曾任格里希的翻译兼同事，现在已经事业有成的李兵，特地从外地赶回武汉向记者介绍说，他之所以会有今天，是与格里希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的，直到如今，他仍按照格里希在厂里的要求做人做事。他举例说，格里希工作严谨到教他学写1至10的阿拉伯数字。他要求在每个手写的数字右下角必须点上点，以避免把数字搞错。比如1和7，按外国人的写法就有可能混淆，所以在7上就要加上一笔。6和9，如果不加点的话，在不同的位置就可能读出不同的结果。

　　格里希的第一任翻译、现任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副总经理余维浩说，格里希对工作事事尽责操心。他60多岁了，每天早上8时以前就来到厂门口督查工人上班是否准时；谁家有什么困难，他会登门拜访；他还主动要求列席党员会议，并且遇到事情就找党员。他说：“党员就是不一样，党员顾全大局能勇担重任”。所以在布置任务时，他总是要问你是不是党员。

　　由于格里希治厂有方，武柴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柴油机的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产品向东南亚7个国家出口，年出口量达到5000台，创汇超过百万美元。与此同时，他亲自撰写26万字的企业机构设置和劳动重组方案，把工厂的行政管理系统设计成一个精干、高效的网络，实行以岗位为核心的结构工资制。用当地人的话说，当时的“死水”经他这么一搅，一下子就活了起来。

　　“一石激起千重浪。”格里希给武柴带来的变化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反响。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会见格里希；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称他为“质量先生”；他生前曾获中国政府“友谊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十字勋章”；武汉市授予格里希“荣誉市民”称号和在华永久居留资格，使他成为来华外籍人士中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格里希在当时引起如此轰动，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他搞活了一个武柴，更重要的是把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与中国企业成功嫁接开了个好头。由此所产生的“格里希效应”影响深远，这对全面推进我国的“引智”工作，起到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用。

　　格里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在武汉市为格里希铜像举行的揭幕仪式上，格里希的儿子伯恩德·格里希说，他的父亲一直为自己能够对中国的发展作出一份贡献感到自豪，“那些年里，中国是他生活的全部，即便回到德国，他的心仍留在武汉。”今天，斯人已去，但是在他逝世两周年之际，格里希的铜像就如同他的形象一样，将永远矗立在武汉，长存于世人心中。

　　《人民日报》 (2005年04月18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