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黄宗良：在中南海与高层对话执政能力

　　这位出入中南海的高层智囊，着眼于全球大背景和世界大视野观察、思考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走向，主张通过深入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及其经验教训，为审视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镜鉴。他以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做人和作文相一致，作为自己在学风和文风方面的努力方向。

　　十六届四中全会前的一次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做报告，让黄宗良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通过CCTV“新闻联播”及新华社电讯通稿的发布，黄宗良一夜之间闻名。早在1987年底，十三大召开前，不到50岁的黄宗良就作为党内民主小组成员参加过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为期两个多月时间，与其他学者、专家等共同形成了十三大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构想。

　　黄宗良操一口标准的广东普通话，尽管记者听得比较清楚，但他总担心你误解，不时地用笔在纸上辅助着解释。记者不免为他的认真、严谨而心动。采访期间，不时的被电话、来访客人打断，以至整个采访进行了整整4个小时，离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办公大楼时已是人去楼空，街道华灯初上，然而黄宗良接受专访的情景还回放在自己的脑海之中……

　　在最高讲台上同中国领导人畅谈敏感话题

　　2004年6月29日下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3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集体学习。据了解，这是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中央与国家机关相关部委负责人70多人聚集中南海怀仁堂。“执政能力”曾经是党建理论的敏感话题之一，黄宗良没有想到自己和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卢先福以学者身份走进中南海，和中共领导人探讨这个问题。其实，早在2002年黄宗良就提出了执政党需要认识执政规律，并从历史角度系统总结了共产党执政规律，在理论界和政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的思想，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前被探讨多次，学界人士将之概括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真正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重大转变。“执政”一词在中国政治话语中淡出多年之后，再次被高层领导人频繁提及。江泽民在“5·31”讲话中，一个核心表述便是“执政为民”；中共新的领导层继续探讨执政能力。

　　执政党对执政能力的追求，不仅仅是意识上、观念上，它还涉及党的执政方式、领导体制、组织方式、党与国家关系等非常广泛的层面。因此，在建党83周年前夕的这次中共集体学习极为引人注目。有人认为，这次集体学习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将成为中共下一阶段的一个工作重点。

　　黄宗良回忆说，这次集体学习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自主持，在主持学习时他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胡锦涛强调，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总结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深入分析和研究党执政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大力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集体学习自下午3时开始，5时多结束。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黄宗良首先作了1个小时的讲解，随后卢先福作了40分讲解，二人还谈了自己的研究体会。黄宗良介绍的是国外共产党和其他类型政党的执政经验和特点，卢先福讲解的是中共对执政能力的探索和启示，以及理论界对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体会与建议。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解，并就执政能力问题展开了讨论。

　　黄宗良谈到，共产党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党，它不是为一个狭隘的阶层服务。这个宗旨不能变，离开了这个宗旨，共产党执政就会失去基础。但在执政方法上，各种类型的政党都有其经验与特点值得借鉴。当代社会，沟通交流越来越多，人类文明的共同性越来越多，执政党面临很多共同的情况，需要互相借鉴经验。

　　干部和领导体制出了问题，是外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教训的一个重要方面。黄宗良认为，干部问题的核心是要用民主的办法培养、选拔干部。“党内民主是保证党的凝聚力和活力的先决条件，以人治为基础的干部选拔制度是群众对党组织不信任的根源。苏联剧变前夕，对苏联公民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7%的人认为苏共代表人民，70%到80%的人认为它只代表它自己。”苏共拥有1800万党员，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解散时，几乎没有人以实际行动表示反对，普通党员在执政时期没有发言权，在丧权亡党之际自然不会为这个政党奔走呼号。

　　国外共产党执政教训的又一个方面是如何处理各种矛盾的问题。如果缺乏危机处理能力，不注意妥善解决矛盾，以为依靠强压就能够长治久安，就会酿成灾难性后果。而党内民主的缺失是导致党的领导人缺乏忧患意识的重要原因。苏东剧变中有一些非常典型的事件，政局已经非常不稳，党的领导人却得不到任何信号，仍然正常出访、休假，不能在事态的萌芽阶段果断处理好危机。“苏联的国家专政机器不可谓不完善，但从历史演进过程看，高压和缺乏政治警觉性都不能维持长治久安。”

　　让黄宗良感动的是，中央高层领导在下边认真、诚恳地听。采访中，他回忆说：“尽管每人手中都有早已印发的讲稿，我有时看稿有时不看稿，在讲述时发现每当我翻到讲稿的时，听到与会者都齐刷刷地翻阅下页。可见，中央领导决不是在走形式，而是实实在实地学习。”在讲解中，黄宗良还发现一个小“细节”，当天的集体学习，领导人到会准时。

　　两场压在心头的石头落地后，黄宗良轻松之余有些激动：“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是一个干事业的班子，不是做样子，搞形式，是一个求真务实的领导集体。”

　　是的，中央高层开诚布公，号召研究、借鉴其他政党的执政经验和特点，并身体力行，与学者一起共同学习探讨执政能力问题，本身就显示中共执政作风的转变。

　　“我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与其他国家不同，对世界上其他政党执政的一些做法和措施，我们不能照抄照搬。但对它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有益做法，我们要研究和借鉴，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更好地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规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既是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实践过程，也是不断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深入把握执政规律的过程。”胡锦涛在集体学习结束时的讲话，至今还回响在黄宗良耳畔，激励自己更加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政治学，不断完善我们党的执政理论体系，不断取得新认识、新成果，不断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

　　与“政治”情有独钟并“白头到老”

　　黄宗良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出生的，这个农家孩子不到7岁就在稻田里插秧，破竹编筐，放牛捕鱼，什么活都干。当年解放军南下的情景，他还记忆犹新。土改、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等一系列的运动，他都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过，渐渐地他对政治有些敏感。也许，自这个时候，他潜意识中萌发出今后学政治学的念头。

　　“我能够读书，能够出来，我得感谢父亲，是他坚持送我上学的。母亲反对把我送出去，说‘你把孩子送出去，我见不着’什么的。”在家里，黄宗良最小，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因为家里贫困而父母曾将一个哥哥过继过他人。然而，尽管家里并不富足，受过苦的开明父亲深知只要读书才有出息，于是下决心送小儿子上学。今天，事业有成的黄宗良对父亲当年的选择感恩不尽。

　　“我们那时上大学，专业的确定和毕业后的工作分配上，基本上是‘包办婚姻’，‘先结婚，后恋爱’，且必须‘白头到老’。我对‘政治’，倒是情有独钟。”高中阶段，黄宗良的各门功课都不错，尤其是文科，特别是语文与政治课，成绩非常拔尖，学习的兴趣也特别的浓厚。

　　高中毕业时，黄宗良的第一志愿是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可是由于当时中苏关系一时紧张而没能成行。于是，所报考的第二志愿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录取了他。为此，黄宗良才真正与社会主义政治学结缘。本来就对政治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一到北大这个人文荟萃的著名学府，黄宗良宛若撞进了大观园，一切感到新奇与惊喜。于是，他成了北京图书馆的常客，一头扎进了政治学广博的书海之中。

　　1965年7月作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首届毕业生毕业时，黄宗良特别想的是到某个地方去搞政策研究，学校却看中他的学习功底与专业兴趣，“强行”让他留校任教，从事国际共运史教学，后来才逐步集中到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上。

　　在北京大学，黄宗良幸运的是师从当代中国政治学奠基人赵宝煦(时任政治学系主任)。“赵老师给我印象很深，不是因为他说我好话，而是对我的几次批评，这是我要感谢他的。”当时，在全年级的51名学生中，黄宗良学习成绩领先，这时赵宝煦告诫黄宗良“不要骄傲自满，要记住学龟兔走路的故事”。后来，出访德国期间也不忘给黄宗良写信，“我们要做铺路石，为后来人架桥”。黄宗良很尊重赵宝煦的教诲，感激他的批评。如今，赵宝煦年纪已高，作为得意弟子黄宗良时常到他家串门，与他交流学术上的研究情况。

　　政治是什么？为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的研究最难？黄宗良每当有人得知他的专业后，他常常看到对方或表现出困惑不解的神情，或皱着眉头撇着嘴，有的人甚至会毫不掩饰地戏谑几句：搞什么不好，偏要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政治？！为什么平民大众中许多人对本应是最开明、最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却常常表现出冷漠、畏惧、反感甚至厌恶呢？黄宗良说：“究其原因，就是改革开放以前，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到一系列的政治行为在不少地方、在很长时间里搞‘左’了。‘政治’的化解矛盾、协调利益关系的功能，社会主义政治的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保护人民、为民谋利的功能不见了。”

　　如果给“社会主义”下定义，说它可能有几百个定义确不为过，人们对它的理解千差万别。但黄宗良说，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就是公平，或说平等，这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公认的。正是由于社会主义这一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才使它成为世世代代广大劳苦大众所追求、所向往的理想，才使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让黄宗良欣慰的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政治民主程度比之于改革开放之前，已经有了不可比拟的进步，特别是跨进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政治文明的基础，“保护人权”、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写进宪法，都标志着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黄宗良说，这种进步表现在中国领导层越来越认识到权力是必须受到监督的，并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心放在建立制约体制和机制上。黄宗良认为，人们所不感兴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苏联模式那种我们正在改革的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那种社会主义的弊端；人们所反感的“政治”，实际上是违背科学的政治，是极“左”的政治。他高兴地说，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百姓的愿望，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进步的推动力量，中国高层领导为这种趋势作了合理的选择。

　　1976年10月，“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黄宗良作为教师代表到天安门广场的观礼台上，庆祝“十月胜利”。于是，他同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一样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青春。近30年来，黄宗良为社会培养了20多位博士生，自己也多次被评定为北京大学优秀党员、北京市优秀教师，连续多次获北京大学学报优秀论文奖。

　　“一蓑风雨任平生”。黄宗良常常以此作为自己的心理保健良方，尽管风雨起处有时也不免有些惶恐。近40多年来，黄宗良以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做人和作文相一致作为自己在学风和文风方面的努力方向。作为社会主义学的研究者，黄宗良淡泊名利，心底坦荡，为人正派，崇尚严谨科学、独立思考，求真务实，不尚空谈的治学之道，深得学界同仁的敬重。

　　最近黄宗良正在整理以前的作品，出一个个人专集。他认为这个文集是自己的“独生子女”。多子女的父母给孩子取名比较随意，而独生子女的父母则不然，几乎孩子还在未出世就开始琢磨了。这个集子书名他经过了一番考虑，开始想叫《燕园论政》，后来又改名《论政在博雅塔下》，现在又想更名为《书屋论政》，意在表明这些文章“仍属书生议论，难免有把复杂的实际看简单的毛病”。其实，黄宗良的作品绝大多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次收入文集中的作品均为原文，尽管他说“是非对错，白纸黑字，不作修改”。

　　采访中，中共中央企业机关工委与天津市委党校的同志约请他到外地讲课，本来都忙得一塌糊涂的黄宗良爽快地答应下来。电话中，天津市委党校的同志坚持要来小车接他，可是黄宗良“顽固”地表示自己坐火车去，用不着接请，为此在电话中争论了不下六七分钟，记者在一旁都有点“烦”了。

　　抛出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难题的“锦囊妙计”

　　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超高速度”，特别是从1989年到2003年的15年间，在受到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不景气、以及“非典”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仍平均达到8.8%，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经济奇迹”。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2003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这个具有里程碑式的“经济成长门槛”，从而跨入了一个将可能更加高速发展时期。然而，科学看待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理性分析中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困难，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对于一个大国经济走向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宗良指出，中国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前苏联的影响，有些方面还是照搬的。“前苏联发展观的最大的、也是影响全局的特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发展观念和发展战略的产生有其客观原因，并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它也导致社会经济片面地、畸形地发展，造成一系列的比例失调。”黄宗良认为，苏联的这种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离开了以人为本这一社会主义主题中应有之义，不能很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本质，不能从个人利益上形成广大人民群众拥护这种制度的体制和机制，削弱了这种制度对人心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他断定，苏联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的偏颇和错误是导致苏联剧变、制度瓦解的主要因素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在各个领域发生和正在发生模式转变。这个转变包含着发展观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和转变。“没有发展观的转变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就不可能中国改革20多年来的伟大成就，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发展观的转变巩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

　　但是，客观地看，我们并没有完全摆脱高投入、高消耗的外延粗放增长的发展方式。经过“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百姓生活在“贫穷的社会主义”之中，因此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面临的任务首先是解决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不能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增加供给，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上，很难顾及其他。“我们突出增长速度，强调‘效率优先’，主张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完全必要的，非如此也无法打破原来的模式和体制。但因此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黄宗良说，现在，中国GDP的增长是以社会财富的很大浪费为代价的。

　　强调效率优先，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和政策，在中国的飞速增长中起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社会公平置于被“兼顾”的地位，而与“先富”并提的“共富”的措施是什么，则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难题。GDP的增长为社会公正创造经济基础，但却不会自然导致社会公正程度的提高。黄宗良认为，现实的情况是贫富差距拉大了，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承受线。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黄宗良说，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曾几何时，对一些官员来说，GDP是图腾，是一切，是发展的全部，是政绩，也是他们晋升的“硬杠杠”。“欲速则不达”。今天，树科学发展观，不以GDP论英雄。全国许多地方提倡“绿色GDP”考核的口号，增加了可持续发展等综合考核因素，一场石破天惊的变革在中国大地悄然进行，我们正逐步迈进了后GDP时代。

　　黄宗良，著名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家。1940年3月出生于广东潮安，1965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并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主任、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系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

　　(摘自《大地》半月刊(2005年第五期、第六期合刊)；作者：吴志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