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天应有怎样的"愤日"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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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今天应有怎样的愤日大格局(太湖客)

　　选稿:上官贤 来源:东方网 作者:太湖客 2005年4月17日 9:40

　　因日本“入常”、修订教科书篡改历史、妄图侵占与中国钓鱼岛、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挑衅行动而引起中国广大老百姓的愤慨和抗议，正在许多地方发展起来。这是一种正义的表达和伸张，值得日本政府认真反思和重视。这两年，日本政府中的右翼势力仗着与美国签订的日美安全条约，认为美国会为它的咄咄逼迫邻国的行动提供保护伞，从而搞得四邻不安，确实是有点欺人太甚。

　　但是，中国今天又该有怎样的“愤日”大格局呢？

　　首先，在新的历史时期，“愤日”应该与时俱进，在方式上与传统有所不同。

　　目前，在某些地方，热血沸腾的“愤日者”们针对日本右翼势力的上述动作所采用的方式，似乎太过“传统”了些，基本上还是上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方式，例如个别地发生了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游行示威，有的地方发生了“抵制日货”的做法，许多人开始不买朝日啤酒了，更有的地方发生了打砸日本驻华机构设施的幼稚行动，凡此种种，我认为就目前中日关系的现状来权衡，似乎并不合适。这些行动在旧中国时代是无可指责的，合理的，因为中国当时的政府腐败无能，民众指望不了他们，只能自己起来用特殊的方式“愤日”；二是当时的日本政府是军国主义分子当权，而且正在进行侵华战争。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中国的政府是人民的政权，在国际上有崇高威望，有坚强的执政能力，能够驾驭和处理复杂的外交问题。而日本政府也与过去不同了，是右翼政客当权，口头上也表示过要发展中日关系，表示过中日永不再战，况且中日两国经贸发展势头很快，经济上和则双赢，，激烈对抗则两败，所以，今天在“愤日”的方式上应有冷静思考，有新思路。

　　即以抵制日货来说吧，我认为这个口号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日货的概念很宽，日本企业生产的商品、日本的新科技成果、日本的农副产品等都是日货，而这日货到达中国人手中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渠道，可以是正常的物资交易，可以是日本友人的馈赠，可以是我们购买的专利，可以是日资企业在中国产出的商品等。就货物本身来说，它是没有政治属性的，简单的抵制旧货，固然可以抵制某几个日本企业生产的商品，不让它再赚到中国人的钱，达到极有限的目标。但是，要是大规模地全面抵制日货，就会把日本的先进科技成果也拒之门外，使正常的贸易交流也开展不起来，试想，日中贸易额现已超过1000亿美元以上，虽然对日本会造成损失，但对中国的损失又何尚不是同样大、甚至更大？不仅中国无法从日本获得先进科技、产品，而且还将有多少中国人丢掉饭碗？所以，在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的今天，抵制日货的口号勇则勇矣，其实颇为极端幼稚，而且实施起来也无法操作。就是当年坚决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上也没有“抵制日货”，从日本侵略者手中缴获的三八大盖、东洋炮、东洋马，我们不是也照样使用着嘛。况且，放眼今日之中国，日货已进入最广大的中国老百姓生活之中，还真难“抵制”得了呢。因为改革开放20多年，中日贸易发展太快，日货、中国货已全方位深入对方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许多家电产品、品牌汽车甚至特大型钢铁企业等，几乎全是靠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理念起步的，所以，日货对中国并不是坏的东西。

　　至于举行一些游行示威，砸掉一些日本在华机构的设施，更是很粗糙的行动，徒给日本右翼势力留下话柄，引起不明真相的日本老百姓反感，在外交斗争上并无实质性效果。

　　其次，“愤日”新格局要体现出“三个分开”，即把政治分歧与经贸科技文化交流区分开，把批判日本国内不和谐鼓噪与发展两国人员之间友好交往区分开，把日本少数极右翼分子势力言行与右翼政治家、其他政治立场政治家区分开。这是因为，中日之间目前的分歧和争端，还是属于在外交层面上，在对上世纪那场日本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要否谢罪反思的政治立场上，在中国海疆拥有的局部领土岛屿层面上，即都还处于“文斗”阶段，并非像二战时期那样的两国关系。况且，我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现在的政府在国际上是强势政府，是能够为中华民族负起责任的政府，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复杂的外交关系，因此，对日本的具体行动完全应该相信、依赖政府去做，民众不必采取过去时代那种过激极端行为。在国际上，中国已是负责任的大国了，有能力应付日本右翼势力咄咄逼人的挑衅，而游行示威、砸玻璃之类反倒显出我们的大国风度不漂亮了。你看，美国人与前苏联、与伊拉克等外交、军事上明争暗斗之时，美国民众就不见有这类较“本色”的行动。

　　第三，要持续不断地从历史角度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罪恶，持续不断地从政治上揭露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历史翻案、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挑衅邻国的行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成效，但还是很不够。一是我们至今没有大量的、有权威的、全景式的揭露日本侵华的史学著作、影视作品，尤其是近年来新发现了许多日寇侵华史料、实证，都还没有系统地写入史书。二是我们常常在讲中日友好时（这也是必要的）忌讳揭露日本侵华罪行，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历史。反之，中日间有了争端时以政治冲击经贸，中日间分歧被搁置时以经贸代替了政治历史账。在这方面，西欧各国及以色列在对待战后的德国问题上的经验，就很值得我们吸取。就目前来说，我们还缺乏“国家级”的正规的纪念抗日战争历史的活动，可以考虑放在芦沟桥或南京、沈阳等地，每年举行纪念活动，规格应有最高一级领导人出席。三是我们应该大量地、定期地邀请日本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到中国参观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实证，为日本正义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侵华史研究的基金或一切方便。四是大量地出版一些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专业刊物，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些刊物有时甚至应该以一定方式免费赠送，总之，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工作不能停止。

　　第四，进行二战时日寇侵华罪行的国际宣传，要像二战后西欧及以色列各国大规模地持续不断地进行国际性的揭露法西斯纳粹罪行那样，在国际上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让日本政府和人民真正认识到在靖国神社供奉东条英机等灵位是耻辱、羞愧的不齿行为。在这方面，我们有大量的事可做，战时东亚受害国朝、韩、菲、越、缅、印、马、新、泰、印尼等都与我们有共同的痛，大家可以有共同语言。还要指出的事，我国史学界对这些国家人民所受日寇侵略、奴役之害的研究介绍很不够。日本在二战后竟敢公开供奉战犯灵位，并由首相作国家参拜，这在欧洲是不可思议的。德国人供奉希特勒灵位了吗？没有，然而日本就这么做了，说明日寇侵略者罪行还不臭，没有国际的共识和对它的强大正义压力，我们是有责任挑起来的。

　　第五，中国的司法机构应负起民间要求日方谢罪和对日索赔的个案审理。由于中国政府已主动放弃了对日索赔，日本政府多年来也曾向中国进行经济援助和提供发展贷款，所以，中国不宜再提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问题。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的司法部门就不能介入中日间的有关二战期间日方侵华企业或个人罪行的追索。例如慰安妇的问题、日本侵华企业使用中国劳工问题、日本侵华者个人或小群体在战场所在地域犯罪等，这些都不是国家战争责任追究或国家赔偿的范围，而应由涉案的个人或群体来负法律责任，中国的司法机构应有权追究，因为这些罪行都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按属地管辖模式的范围，可以由中国的法院进行审判。但现在这些民间个案，中国司法机构一家也没有审理过，中国老百姓只能到日本去打官司，结果中国百姓的官司基本上都输掉了。

　　其实，由中国司法机构来审理对日的个案索赔，并不只是个钱的问题，而是对日方侵华罪行的再清算，有利于伸张正义，不使历史上的是非被搅混水，中国的司法机构应当勇敢地负起这责任。

　　考虑到日本国内的现状，在小泉内阁任期内，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仍将是不如人意的，因此，中日间的政治外交分歧将是长期存在的。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能否妥善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对亚洲的发展和安定和平意义重大。我以为，中国老百姓在“愤日”问题上一定要构建一个大格局，套用一句中国古人的话来说，叫做“勿以恶小而为之，勿择善之大小而不为”。东方网，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