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珍贵的明信片

　　郑启五

　　鲁迅先生曾于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在我们厦门大学任教，在厦大期间，开始住在生物学院三楼东南靠海的国学院，不久即迁居集美楼上左边第二间房。1952年集美楼被辟为鲁迅纪念室，后与鲁迅文物陈列室合并，成为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鲁迅先生在这里写下《汉文学史纲》，创作故事新编《铸剑》、《奔月》，写下了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2005年4月7日下午，鲁迅之子周海婴被聘任为厦大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周海婴向纪念馆赠送了珍贵的藏品，其中包括：鲁迅在厦大寄给许广平的明信片，鲁迅即将离开厦大时与林语堂等人的合影，鲁迅与许广平通信的《两地书》手稿的复制品。此外，由周海婴担任理事长，鲁迅长孙周令飞担任主任的“鲁迅文化发展中心”还聘任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为名誉顾问。随后，周海婴夫妇及周令飞夫妇参观了鲁迅纪念馆的馆藏，并与厦大中文系的学生们进行了座谈。

　　周海婴说：“父亲从日本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实际上鲁迅也是一个教育家。父亲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他说话很和蔼，是一个温和的中文系老师。”周海婴表示，希望厦大鲁迅纪念馆能展示出鲁迅作为教育家的一面。他还说，鲁迅纪念馆与鲁迅家族之间，应该是一种亲密无间的亲戚关系，今后希望双方能有更多的交流，互通有无。

　　以上是媒体关于海婴先生此行的报道文字，当读到“他说话很和蔼，是一个温和的中文系老师”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的是1981年发行的《鲁迅百年》的第二枚“晚年时期的鲁迅”，邮票上的先生手持卷烟，含笑微微，一派为人师表的亲和。难得啊，纪念鲁迅的邮票有四套10枚之多，唯有此枚先生是面带笑容的。邮票如此，其他多年的宣传也大致一样，不是“孺子牛”的坚忍，就是“痛打落水狗”的“横眉冷对”，提起鲁迅，大家马上想到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三家”成为对鲁迅的最高评价。难怪海婴要特意说明了。“鲁迅也是一个教育家”，是啊，这是一个那么清晰明了的事实，怎么竟给人茅塞顿开的感觉呢？从北大到厦大，从厦大到中大……鲁迅上课、讲演、编教材、辅导学生……鲁迅应该首先是一个教师啊。在一部《两地书》里，“鲁迅师”与“MYDEARTEACHER”的称呼此伏彼起，谈学校论教育比比皆是……鲁迅教师的身份与地位是首当其冲的。“鲁迅先生”这个“先生”里，“教书匠”的含量成分应该是最高的。我以为，从广义上而言，一个“文学教育家”是足以函盖鲁迅的方方面面，之所以很长一个时期没有人提鲁迅是个教育家，那是因为教育没有地位，或者说教育家远不如其他三家，或者某段时代说教育家是会伤及鲁迅“光辉形象”的。

　　我本想去参加这个座谈的，可惜有会议无法脱身，不然找几件鲁迅的邮品恭请海婴先生签个字还是很有意义的。我是事后从学校的电视新闻镜头里看见周海婴的，他老人家面容清癯、额骨略高，依稀几分他老爸鲁迅先生的摸样。不过从海婴所赠厦大的三件物品来看，最珍贵的应该是鲁迅在厦大寄给许广平的那张明信片了。查了一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版的《两地书》，这是海婴本人亲手抄正的“原稿”本，列入其中的编号为47的就是一张明信片了，也是唯一编进此书的“厦门明信片”。明信片的正反面被作为图衬放在了该书“第二集厦门——广州”的最前面。

　　这张明信片对厦门大学的意义确非同寻常，说是无价之宝也不足过:：首先它是一张校园全景的风景明信片，全英文的标注共三处：“明信片”、“厦门大学”和“厦门摄影者YINFONG”，可见厦门大学在创建初期就有了对外宣传的意识，可见当时厦门摄影者毫不含糊的知识产权意识。这张明信片留录了鲁迅对厦大全景的第一印象，并表达了他强烈与他所爱恋的“广平兄”分享校园景况的意愿（注意了，我用的是“景况”而非“风光”），鲁迅是喜欢写信而不大喜欢或很少使用明信片的，至少在《两地书》里这是绝无仅有的一张！

　　这张明信片完美地体现了鲁迅的书法艺术，如今我们厦门大学校徽上和公函信封上的鲁迅书法应该取的就是明信片上鲁迅手书的“厦门大学”的四字落款。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明信片背面横式的厦大全景图上先生飘逸的介绍文字真迹，一如山水国画留白中的题签，真是图文融会，墨香浮动，美仑美奂，给这座初创于荒郊野岭的滨海学府平添一抹教育大师的文脉……哦，面对一纸珍稀，请原谅我的满腔痴爱，因为是厦大之子，又是资深邮迷，表达起来难免情不自禁，醉话绵绵！

　　这张明信片留下的邮政意义也有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片上贴民国帆船普通邮票三枚，计灰棕色半分邮票两枚，桔黄色壹分邮票一枚。查民国邮票目录，这些邮票属编号为“普8”的“北京二版帆船、农获、牌坊邮票”，全套24枚，使用时间为1923年至1933年。它无疑是鲁迅先生书信生涯里相当重要的一套邮票。明信片正面有先生九月13日的落款，又有广州九月18日的落地邮戳，在当时交通那么落后，厦大那么闭塞的情况下，厦门到广州2分钱的普通明信片的投送时间前后顶多不过六天，再参照《两地书》里那么多关于书信发收时间的记载，可见当时邮务工作人员的劳作还是相当的严谨与敬业的。

　　这张明信片广州的落地戳是销盖在明信片的正面，这一方面与销票的厦门邮政日戳相互守望，使得关于邮递的时间信息得以一目了然，另一方面又保证了明信片背面图文融会的风景不受“污染”，真是一举两得。只是不知道这是当时邮政的硬性规定，还是邮递员偶然的天成。

　　我在我的全校性的选修课《基础集邮学》上，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这张80年前的明信片：鲁迅在明信片上关于上课，关于台风，关于住处，寥寥数语，前后两面总共86个字，套用现在的手机用语，就是“短信息”了。然而这样的“短信息”带着墨香，带着邮香，还带着爱情的温煦，跨越时空！这是传统书信文化的魅力，也是集藏嗜好的魔力，这样类比的似乎有些牵强，但在不经意间也许会给当代大学生们一点小小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