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贿赂”与腐败贪官的十五个话题（上）

　　网友：邵道生

　　（一）“性贿赂”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了。

　　江泽民同志曾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愤怒指出：“一些领导干部所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胆大包天、无法无天的地步。”

　　的确，党的最高领导人在中纪委会议上对一种新的腐败问题——“性贿赂”作了份量如此重的发言，一是足见该问题的严重性了，二是现在到了必须认真地，严肃地采取强有力措施的时候了。

　　（二）“性贿赂”是“精神性贿赂”（“非物质性贿赂”）中的一种。

　　“性贿赂”就是“色贿”，就是俗话所说的“美人计”，是古代兵法“三十六计”中的一计：“兵强者，攻其将；将智者，伐其情。将弱兵颓，其势自萎。利用御寇，顺相保也。”春秋战国时期，弱小的越国为何能灭掉强大的吴国？就是越国勾践利用吴王“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的好色弱点，用绝代佳人西施进贡（贿赂）吴王夫差，让吴王上了钩，沉湎于情色之中，放纵而不理国事，国势便衰，终于被卧薪尝胆的越王灭掉了。

　　“性贿赂”是“精神性贿赂”（“非物质性贿赂”）中的一种，就是别有用心之徒用美女、色相作为一种手段，去引诱、拉拢、腐蚀权力者，从而达到其它方法达不到的目的。所以，“色贿”也叫“美人计”、“有色腐败”，形象地说就是“小姐”招待，色情贿赂，是“美女”与“权力”之间的一种交易。

　　古今中外的史实都表明，因为“色贿”而亡党、亡国、亡民族及至亡自己的事例大量存在。

　　（三）“自古贪官多好色”。

　　中国的古语中历来就有“自古贪官多好色”的说法。如今呢？“贪官多好色”的现象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

　　譬如，在中共中央宣布决定撤销陈希同的政治局委员及中央委员职务的罪状中就有这样一条：“大量挥霍公款，腐化堕落、生活奢糜。”谁都很明白对陈希同的“腐化堕落、生活奢糜”这一“评语”的潜台词究竟是什么含义。

　　刚被枪决的大贪官——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罪行是如何败露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居然弃自己的工作于不顾，特意飞赴羊城去寻花问柳，去干那种见不得人的风流事，因而东窗事发……

　　新华社发布的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法庭审理查明，1993年底，成克杰与情妇李平商量各自离婚后结婚。两人商定，由李平出面联系有关请托事宜，成克杰利用当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和人民政府主席的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二人收受钱财，存放境外，以备婚后使用。”成克杰贪污受贿4000余万元不能说与成的情妇无关。

　　此外，厦门远华走私案中，包括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在内的重要案犯，几乎毫无例外地既搞腐败又养情妇；而慕绥新腐败案中，慕本人后来的妻子就是与他长期有不正当关系的情妇，而该市法院院长贾永祥则拥有七个情妇；江西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倪献策，从当省长到沦为囚犯，只不过一年零四个月，除了贪赃枉法之外，其“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色”，他为了他情妇的弟弟不致因巨额走私败露导致破产而自己蹲了大狱；广西玉林市原市长李乘龙就是一个对女人有疯狂欲望的贪官，办案人员在他的密码箱中，搜出总计1500多万元的凭单和借据，还搜出10个专门装女人照片的信封，李乘龙到底搞过多少女人，连他自己也说不清；2002年1月29日，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省委召开的典型案例通报电视电话会议上痛斥张二江“吹、卖（官）、嫖、赌、贪”五毒俱全，张二江收受的就更多是“性贿赂”；被群众称为“三光书记”的林龙飞，在担任福建周宁县县委书记期间，“把官位卖光，把财政的钱捞光，把看中的女人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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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为以上列举的案例是个别现象，它普遍得很。根据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的统计，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102宗案件不是个小数，而102宗案件中的“100％包养了‘二奶’”，更是令人吃惊。

　　（四）当今“性贿赂”的特点。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性贿赂”呈现了以下五个特点：（1）发展极为迅速性：它像滚雪球似的发展，突然之间就成为社会腐败中一个难治的公害。（2）已从地下转向公开：色情腐败本应成为人见人骂的东西，而现在则成为某些腐败官员追求的一种“流行”和“时尚”。（3）“公费”色彩越来越浓：用公费进行色情腐败，用公费去满足情人的欲望是当今贪官好色的显著特点。被判处死刑的中国土木建筑公司驻泰国负责人刘国修，是一位曾在中国西南铁路建筑史上立下汗马功劳的老爆破专家，但他在晚年去泰国任职期间，却沉醉于粉黛胭脂不能自拔。刘国修不仅肆无忌惮地嫖娼，而且挥霍公款，大张旗鼓地狎妓，一共包养了十多名歌女和舞女。（4）有结伙发展的趋势：1996年6月山东省青岛市查获的崂山区16名党政干部嫖娼案就是典型一例，此案所涉人员包括区人大主任、区政法委书记、区检察长、区法院副院长、区公安局政副局长、区工会副主席、崂山区刑警大队长、边防大队长、派出所所长、指导员等人。据《广西政法报》报道，原广西农业机械化管理局正处级调研员、企业指导处副处长谭佩山及会计李干忠与出纳员吕秋等人用公款在南宁市的一些酒楼吃喝玩乐，集体嫖娼，4年共“消费”掉公款23万多元人民币。（5）司法腐败也烙上了色情的痕迹：一些地区的执法单位公然以色情为诱饵进行所谓的“创收”，宁夏盐池县原交警队队长余谦是一个典型的恶霸加流氓，余队长有一大喜好，就是嫖娼，欲火一来，便让司机或亲自出马去找，而且不分时间——执行公务时放下手头工作嫖娼，也不分地点——大白天拉到办公室就干。

　　（五）“性贿赂”与当今腐败贪官的“官念”变化。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斗争抓得很紧，意识形态运动频繁，有关“男女之间”的“事”，人们普遍的心态是“谈情色变”，哪怕是这方面的思想（言行）刚一露头，马上就会有人以批判家的身份来帮助你。因为是上到“生活腐败”这个高度，所以对于那些“既成事实”的处置一般都是不轻的，不仅名誉扫地，还要来个开除党籍或是开除公职处分。那时的人们，即便是“有这个心”，亦无“这个胆”。

　　但是，如今的社会却大大地不同了，由于“性解放”思潮的潜移默化，人们对婚外情异常地宽容，对“一夜情”毫不避讳，有人甚至这样认为：“红颜”养眼，“知己”养心，“小蜜”养身。譬如，民间就有这样的顺口溜：“一个情人没有是废物，两个、三个情人是人物”，“一等人外面有个家，二等人身边有枝花，三等人用时临时抓”。将追求“性感”作为人们的一种“合理需要”，“泡妞”成为商场、官场“攻关”的常用手段，“小蜜”则成为当今“上流社会”一种“有身份、有气派”的标志。在时下包养情妇的贪官中，似乎已形成一种来势颇猛的攀比浪潮，即谁拥有的情妇多，便说明谁的能耐足。一些贪官谈起自己的情妇观来洋洋自得，体验到一种少有的“成就感”。所以，大贪官成克杰就有这样的“认为”：“如今有权有势的人养小老婆已是一种时髦，像自己这种高级别的干部没有风流韵事实在没有面子。”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号称金陵“奶王”的金维芝（副疔级）就说：“像我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不仅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什么吃吃喝喝、男女关系，这对我们来说都不能算是问题。”

　　于是，一些贪官们不仅比住房、比汽车、比排场、比气派，也比谁的情人更漂亮、谁的情人更年轻，“小蜜”居然成为当今一种“有身份、有气派”的标志。

　　（六）权力的上升与一些领导思想的蜕变。

　　美国总统尼克松有句名言：“权力是最好的催情剂”。

　　为什么？主要原因是：权力是一个人地位、权势的象征，当一人从无权到有权，从小权到大权，这种“现实存在”的变化就会促使人的观念发生变化，就会情不自禁地以一种新的观念去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婚姻、爱人、家庭，于是，一些过去潜伏着的问题、不曾注意的问题开始凸现在他们的面前。有的人能过好这一关，有的人就过不了这一关。过不了这一关的，就会对过去的感情世界产生不满、嫌弃、反感、鄙视，就会寻找其它东西来填充或弥补自己感情世界中的空虚，这就是产生“婚外恋”的内在原因。

　　譬如，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为什么会陷入腐败的泥坑？有熟悉内情的人士介绍说：这个李纪周当到局长时还是清清白白的，影响李纪周的第一个女人叫李××。李纪周1990年去广州挂职锻炼时认识她的。“广州的一年半（挂职锻炼），从某种意义上讲，改变了李纪周后来的命运。”所以，李纪周在“悔罪书”中写道：“我在1990年下放广州公安局带职锻炼其间，与广州市公安局女干警李沙娜接触很多，时间长了，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由于我思想不坚定堕入情网，这段关系保持了一段时间。我是有妇之夫，这本身就不道德。后来又因为她而乱用职权，干预下面办案，最后造成梁耀华的‘新英豪公司’走私得逞，而我犯下了严重的渎职之罪。”有足够的证据表明，1998年底，李纪周被“双规”，即与李××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为数不少的官员觉得在当今社会中，如果婚外没有一个（甚至几个）“红颜知己”或“小蜜”，就似乎枉度此生，而如果不趁年轻和有权时多与几个异姓练练床上功夫，便似乎成为此生的一大缺憾。

　　（七）社会对腐败贪官的“性贿赂”太宽容。

　　“性贿赂”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大致有以下四个原因：一是社会对“性贿赂”太宽容，只将它看作是“生活作风问题”、“一般道德品质问题”；二是与当今社会只重视“受贿赂者”而不注意“贿赂者”的倾向有关，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手硬”（对“受贿赂者”）和“一手软”（对“贿赂者”）的现象；三是与当今社会舆论的浮躁有关：只对“贪官与情妇”感兴趣，津津乐道于具体情节的报道和描写之中，而不去想一想这一现象背后存在的问题；四是立法跟不上，法律上还缺乏具体的规定，办案过程中对“性贿赂”很难操作。

　　有人将政府官员的权色交易归咎为是生活作风问题。某大型企业的老总就在公开场合讲：“情妇算什么？这么大的一个企业，老总出去开会如果没有几个情妇多没面子？怎么去跟人家谈生意？”

　　（八）贪官为“性贿赂”而疯狂去贪，去敛财。

　　古人言：“人贪酒色，如双斧伐孤树，未有不仆者！”（《谏元武宗》）

　　贪官与女人非正常的交往容易诱发更严重的犯罪，无论是找相好、包二奶、养情人，还是带小蜜或是嫖娼狎妓，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后盾”，而贪官如果仅凭其正常收入，别说是包了养了，就是居家过日子也很拮据。因此，有的党员干部搞“色情腐败”后，自己一毛不拔，却利用职权在合法手续的掩盖下，“大慷国家之慨”，为博取性对象的欢心，为满足自己风流的欲望，利用手中的权力猎取不干净的钱财。而且玩儿女人与吸鸦片很相似，一旦尝到鲜味，便很难予以节制，越玩儿越来劲，越玩儿越要用钱，因而贪婪的胃口也就越来越大，罪恶的黑手也就越伸越长，如此恶性循环，国有资产便大量“流失”，直到其政治生命的完结。譬如，就以大贪官胡长清来说，国家公职人员，薪金就那么一点，长期包养一名情妇，竟花费75万元在南昌、广州各买住房一套。深圳宝安区沙井农村信用社主任邓宝驹，有“二奶”、“三奶”、“四奶”、“五奶”，花在这些“奶奶”们身上的钱，少则三四百万元，多则1800多万元，其中花在“小五”身上的开销是每天两三万元……出手之“大方”，令人咋舌。还有那个鲸吞公款逾千万元的原广东省天龙集团食品集团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谢鹤亭（副厅级），他的好色也是极其闻名的。她所包养的一个姓杨的情妇（在香港夜总会认识的）竟前后花了他500余万元港币，甚至还被任命为日明实业公司副总经理。钱从何来？还不是靠拼命地捞，拼命地贪？！所以，在几乎所有贪官与其情妇的交易中，都包含着程度不一的权色交易。所以有的学者指出：“情妇是腐败‘成果’的最直接受益者和消化者，更是腐败和贪欲的催化剂。她们不仅为贪官们出谋划策，更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经济犯罪的关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