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密室到集中营

　　赵蘅

　　2002年9月的一天上午，我站在通向安妮密室的人群中。一次从柏林开往巴黎的列车临时停运，把我骤然抛进了阿姆斯特丹漆黑的夜幕里。下一班火车，还要等上一个白天，我选择了去参观安妮·弗兰克博物馆。这座位于运河畔的古朴建筑，因在二战中藏匿两家犹太人而著名，令它后来震撼世界的，则是其中一家姓弗兰克的小女儿安妮的密室日记。她离开人间时还不到16岁。

　　队伍绕着建筑缓缓地向正门涌进。天阴，间有濛濛雨丝，这并不妨碍河面上依然有白色游艇和男女青年们健康快乐的身影，更不会丝毫影响我身边人的表情肃然、撑着伞或头发淋湿了的慕名造访者。

　　1940年5月10日凌晨，德国军队在毫无宣战的迹象下突然扑向荷兰。好容易从法兰克福到阿姆斯特丹落脚的奥托·弗兰克一家，和所有逃出来的德国犹太人一样顿时如惊弓之鸟。接着，5月15日荷兰投降。能走的都想法出走，但是火车和公共汽车停运了。坐船吗？船已满员；一些人———有时是全家———视自杀为唯一出路。他们吃下过量的安眠药，上吊，或者关紧门窗，打开煤气……

　　弗兰克本来可以把两个女儿送到英国，可他和太太受不了一家人的分离。若是全家都离开荷兰呢，他们又没有车。

　　这扇两人高的厚重大门见证过1944年8月4日上午10时30分党卫军大队长希尔伯保尔带人闯入的吓人情景。在这天之前，天天偷运进普林森葛拉赫特236号的，是东凑西凑超定量的面包、土豆、莴苣等食品。这一切都是密普·吉斯在操办，她是奥托·弗兰克公司的秘书。1942年7月6日清早大雨如注，密普领着奥托·弗兰克一家人悄悄离开了默威德普兰街区，藏进了公司所在地的“密室”里，从此自己也陷入极度危险、随时牺牲的处境。

　　密室不足50平方米，8个男男女女的两家人挤在一起会怎样的不便。只有一处视野开阔：“下抵地板、上顶天花板的落地窗外面”，可以欣赏到“阳光在运河的水面上跳跃。”最令藏匿者痛苦的是，密室虽有柜、炉、水池，使用它们却不得发出任何声音。走路要脱掉鞋，蹑手蹑脚，连咳嗽放屁打喷嚏都不行。无论是用餐、排泄、洗漱，所有的个人料理事情都必须在早上8时半之前结束。8时半之后，谁要不小心掉在地上任何一样东西，哪怕是把牙刷，所有人都会吓得丢魂丧胆。因为不知情的仓库工人就要来上班了，万一让他们生疑可不得了。

　　如此情形也好景不长，两年零一个月后的这天，欧忒耳珀街盖世太保四局B4犹太分处收到了一个举报的匿名电话……

　　现在我已经通过走廊，爬上了狭窄的楼梯。楼梯一直朝右环形上升，到第十六阶，被一个高高的三层书架挡住了去处。可以想象，当年穿着盖世太保制服的人荷枪实弹地顶住它并喝令把它挪开时，空气是如何凝固的，躲在密室里的人们在那一刻是否听见了这嘈杂的不祥动静。我这会儿迈过去只一步之遥，而在那天，书架后裸露的又一段窄台阶，是通向一扇生命攸关的门！看过无数的反映二战法西斯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影片，那些手无寸铁的可怜人，当鞭子枪托棍棒甚至是皮靴袭来时，总是一副令人吃惊的平静表情。奥托·弗兰克一家，在门被踹开的一刹那，何尝不是如此。先是他太太，尔后是安妮姐妹俩顺从地把双手举过头顶。她们正在读书，也许尚未从书本里的情节中反应过来。奥托本人是从顶楼上赶下来的，这天早上的突发事件，打断了他辅导彼得的英语听写练习……

　　安妮博物馆的最后参观地是阅览室，我不清楚这间改造过的宽敞大厅处于当年什么位置。但我了解抓捕那天，当囚车开走后，惊魂未定的密普立刻返回密室，党卫军大队长锁了门，但她另配了一把钥匙。门开了，她被这场大洗劫震惊，掀翻在地的物件里有数百张散页纸和一个笔记本，这便是安妮的日记。她迅速拾起了它们并放进办公室的抽屉里，密普原以为有一天安妮会回来，能还给她本人。

　　55种文字版本的安妮日记现陈列在厅中央的立式玻璃架上。自从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作为家中唯一的幸存者回来后，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将女儿的日记传遍天下，这也是安妮本人的宿愿。1957年5月3日，阿姆斯特丹建立安妮·弗兰克基金会。1960年5月3日安妮博物馆在密室原址正式向公众开放，每年有50万来访者。

　　日记原件摆放在同样透明的台桌里：暖灰和红色格粗布封面，金属搭扣，配着小插杆和一把小锁。这是奥托送给小女儿的13岁的生日礼物，安妮写日记正是从这天开始。可她没能等到1945年6月12日16岁的生日，她和姐姐玛格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转到贝尔森集中营之后，由于卫生条件极为恶劣，在1944年春全营的斑疹伤寒大爆发中未能幸免于难。

　　我生于1945年4月5日，在我出世的前一年，1944年4月5日，安妮在日记里写道：“我要有用，或者带给所有人喜悦，即使是我不认识的人。我希望在我死后，仍能活着，因此，我非常感激上帝给了我这个天赋，我利用这天赋长进，并且表达我内心的一切！”我想这也是所有真心愿意用文字表述生命意义和谴责不公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人民日报》 (2005年04月19日 第十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