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丙安：辉煌人生半百始

　　人物简历

　　乌丙安，现年75岁，辽宁大学教授。国际民俗学家协会（F.F.）最高资格会员。身兼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萨满文化研究中心顾问等数职。已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十部约300万字，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应邀到日、德、韩、匈、俄等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讲学20多次，出席和主持国际学术会议15次。他的业绩被收入美国《20世纪国际500学术权威》一书总统版。

　　乌丙安，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

　　在人生的黄金岁月，他历经磨难，曾经被剥夺工作权利整整20年，49岁后才开始静心工作。他是怎样走过自己的人生道路，又是如何取得如此辉煌的科研成果的呢？

　　日前，乌丙安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专心求学的青少年时期

　　我于1929年出生在呼和浩特一个蒙古族家庭，祖籍喀喇沁。9岁那年，母亲就因病去世，这对我打击非常大。我在困境中读完了初中，以很好的成绩考上了当地的最高学府———国立高中。

　　我从小就受鄂尔多斯和巴彦淖尔草原牧歌以及河套爬山歌的熏陶，酷爱民间文学艺术。我9岁时就用文言文写成散文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从1947年到1949年，我在当地报刊发表多篇诗歌、散文，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小有名气。

　　这期间，作为学生代表会主席，我曾经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反内战、反饥饿大罢课。在当局的搜捕中被逮捕。被营救后，我于1949年6月只身徒步投奔晋察冀解放区，辗转来到刚刚和平解放的北平。

　　在人地两生、身无分文的困境中，我一边打工一边复习功课，准备报考新中国第一批恢复招生的平津两地的15所大学，最终我一口气同时考上了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华北大学和河北大学。因为当时我的家乡还没有解放，我梦寐以求的燕京大学高额的学费，让我一时间万般无奈。我只好拿着河北大学给我的甲等助学金，于1949年国庆节这天，成了该校中文系解放后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

　　在大学期间，我用3年半时间完成了本科的所有课程，成为全校提前半年毕业的四名优秀学生之一。毕业后，我被留校担任中文系助教。1953年8月，我又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拜在我国民俗学奠基人钟敬文教授门下，从此便和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结下了终生之缘。

　　满怀理想投入新生活

　　1955年8月，我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沈阳师范学院任教。当年9月，我开始给中文系本科、专科十几个班的学生讲授《人民口头文学概论》和《文学概论》两门课程。开课不到一个月，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在学报上公开发表了。接下来，我一边努力授课，一边用笔名在《人民日报》、《文艺报》、《芒种》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随笔和杂文，同时还发表了民俗学论文多篇。

　　1956年8月，我完成了近20万字的《人民口头文学概论》，这部著作被当时的高教部确定为中国第一部民间文学高校交流教材，并内部铅印出版。

　　当时，沈阳师范学院是继北京师范大学之后，在全国高校中文系中第二所开设民间文学课的大学，在全国很有影响。可惜的是，因为我的原因，这门深受学生们喜爱的新兴课程，开到1957年末就结束了。

　　1957年7月，我和上海文化出版社一下子签订了3本著作的出版协议。当时已经开始整风运动，我在校党总支一位领导的再三鼓励和催促下，以一个先进教师和优秀青年的身份，给校党委提了一个不足100字的书面意见。没想到，“反右”开始后，我因此“惹祸”，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二类，开除公职）。从此，我被批判、劳改、下放、游斗，受尽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整整20年。

　　那年我刚刚27岁，正是人生中的黄金年龄！

　　不堪回首的“右派”岁月

　　1958年5月，我被遣送昌图农村修水库，当年10月1日，我又被遣送到辽西矿山劳动改造。在长期露天铁矿的采掘中，我经受了生命极限的考验，在饥饿和死亡时时威胁的逆境中，我磨练了意志，幸存下来。

　　关于三年自然灾害，过来人都会记忆犹新。当时老百姓都没有粮食可吃，何况我们这些被强迫劳役的右派分子了！境况可想而知。因为劳改队里那种用杨树叶子煮成的“粥”，根本不能让人去应付繁重的体力劳动，我发明“毛驴吃啥你就吃啥”的养生之道，为自己和身边的难友们解决了很大问题。

　　1962年春天，我被摘掉右派帽子，回到辽宁大学任教。但是，没过多久，我又被勒令下乡，强迫在“四清”运动中接受改造。紧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再次遭到迫害。

　　1969年冬，我们全家再次被遣送到偏远农村接受劳动改造。这之后一连9年多的风霜雨雪，使我受到了严酷的磨练和考验。但是，作为一个民俗学者，我在3000多个田野工作日里，结识了那么多的农民、工匠、艺人甚至巫医神汉等各类人物。这使我对民俗传统、底层生活以及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有了最直接的参与和了解。很多情况下，我都会不知不觉就忘掉自己的屈辱和困苦，如饥似渴地采集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民俗资料。与此同时，我对农村存在的陋俗恶习也有了透彻的了解，这更使我意识到自己作为民俗学者的责任！

　　曾经有极个别的人拍着我的肩膀调侃说：“你们知道吗？老乌当过很多年‘老右’呢。”但那些不学无术的人根本就无从想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可以向真理俯首之外，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向邪恶与淫威低头的！他更不可能想像到：在穿着破棉袄被迫劳动和挨批斗的时候，我的心灵反而变得更加高贵和纯净；在因为拿不出修缮屋顶所需的三四元买盐的钱，而只能看着房子漏雨的时候，我内心里其实是在为那些因贫穷和愚昧而习惯地把孩子生在草灰上的农民们哭泣！

　　毫不夸张地说，这20年来艰险的逆境所带给我的压力，几乎完全转变成了我重新奋起的动力！只要大家看看我保存下来的、那些被老鼠啃坏了的专业书籍和那些烟熏火燎的资料卡片，就不难想像我从28岁到49岁，用了20多年的代价所换回来的思想与学识的飞跃！

　　半百之年续写辉煌人生

　　1978年，我在已经49岁了的时候重新获得了解放，再次回到辽宁大学。

　　我返校不久就听同事在背后说：“哎，20多年的不断挨整，硬把一个才华出众的青年学者给毁成了一个年近半百的老人，可惜啊可惜！”听到这些话之后我心中暗思，古人说男儿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

　　我虽未为国捐躯，也没有被折磨致死，但我在逆境中积累的要重新奋起的理想，已是应该立即付诸实施的时候了！于是，我用了3个晚上，一口气写成了大型论文《戏曲古源辨》，发表在《戏剧艺术》1978年第四期上。这让同事们对我的惋惜很快就变成了惊叹，也更加坚定了我重新开拓民俗学事业的决心和信心。

　　1978年9月，高教部下令，邀我进京协助钟敬文先生主编全国高校统一教材《民间文学概论》。我一边制定编写大纲，准备参考资料，一边在除夕之夜撰写了大型论文《重建中国民俗学的新课题》，寄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人周扬。这篇论文经批准，以红头文件形式全文刊发在了《情况与建议》第96期上，引起很大反响，被认定为当代民俗学的里程碑。

　　1979年11月，我作为辽宁省民间文艺界唯一代表出席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去北京之前，妻子特意为我买了一件涤卡中山装。好多年没有穿过新衣服了，一下子好像年轻了许多。可我里面的衣裳太破旧了，妻子怕一刮风露出来，对别人不够尊重，又买了五个别针转圈一别，我就去了北京。在会上见到那些和我一样受了多年迫害的老朋友，无不感慨万千。大家互相叫着过去的绰号，抱头痛哭。哭过了，有人问我余生的打算，我毫不犹豫地说：“我要为中国民俗学的开拓发展多做一些事情！”———这是我一生的誓言!

　　1980年，我当选为辽宁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1983年晋升为教授。此后被选举连任辽宁省第5、6、7、8届政协委员。又被选举为省民协主席、省文联副主席和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共和国的春天也是我本人的春天。这些年来，我虽年事越来越高，但我浑身却总有使不完的劲儿。到现在为止，我亲自指导了国内外博士生、研究生40多名；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10部，300余万字；多次获全国优秀科学著作一等奖、国际龙文化卓越贡献奖金奖、美国“20世纪成就奖”等国内外大奖。还于1992年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近20年来，我应邀到日、德、韩、匈、俄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讲学20多次，出席和主持国际学术会议15次。1995年，我的业绩被收入美国《20世纪国际500学术权威》一书总统版。1996年9月，我还应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及夫人的邀请，出席了“首届总统文化节”，受到最高礼遇。

　　从2002年开始，我全身心投入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工程项目中。2003年初，我被文化部聘任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聘任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今年又担任了中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委员会评委。

　　现在，虽然我已经是一位75岁高龄的老人了，但我的身体还不错。只要国家的民俗事业还需要我，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会尽力去多做一些事情！

　　时代商报记者樊钧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