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公布资产“成熟”了吗

　　据4月18日《新京报》报道，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提交议案，呼吁建立领导干部资产公布制度。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王全杰列席本月下旬召开的常委会第15次会议，听取委员们对《公务员法》草案的立法意见。按照惯例，对于人大代表提交的议案，如果涉及正在审议的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常会邀请代表列席，考虑在法律草案的修订中纳入该代表的议案内容。故此，王全杰代表相信，官员资产公布制度有望写入《公务员法》草案。

　　官员资产公布制度最早起源于230年前的瑞典，在西方国家被证明是一项有效预防和遏止官员腐败的制度设计。在中国，这几年不断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奔走呼吁，要求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将官员资产公布制度纳入反腐体系。去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瞿世镜提交关于“官员申报财产”的提案，建议立法规定处级以及处级以上党政部门公务员，上任与离任时须申报其本人及直系亲属所有动产及不动产，官员直系亲属经商或出国留学也必须申报，其财产向海外转移或向海外汇款亦应申报，但有关方面给瞿世镜委员的答复却是“立法条件尚不成熟”。

　　那么，一年之后，立法条件成熟了么？

　　官员资产公布制度有助于预防和遏止官员腐败，道理并不难懂，具体实施需要的技术手段(金融信用手段、媒体披露手段、群众监督手段等)也并不复杂。有关方面称“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主要无非是担心两点：第一，影响面太大；第二，可能遭遇的阻力太大。所谓“影响面太大”，不是指全国处级及处级以上官员数量庞大，要他们逐一申报资产工作量太大，操作起来太过繁琐，而是指一旦要求全国所有处级及处级以上官员都资产公开，会使相当数量的一批官员“原形毕露”。而“可能遭遇的阻力”，自然主要来自这一批可能“原形毕露”的官员。大凡对中国国情稍有了解的人，应该知道有关方面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两点担心能成为判断立法条件是否成熟的依据吗？是不是只要这两点担心一日不消除，官员资产公开的立法条件就永无成熟之日呢？是不是必须等到那些可能“原形毕露”的官员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了，或者都踏踏实实地把那些不能公开的资产安置妥当了，或者都儿孙满堂洪福齐天长命百岁寿终正寝了，我们的《官员资产公开法》才“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呢？

　　并非如此。如果因为担心有许多官员可能受到追惩、有许多可能受追惩的官员会群起反击，就人为延缓官员资产公布的立法进程，则无异于主动放弃对那些原本将“原形毕露”的腐败官员的追惩。这样做必将损害司法机关的威信，影响公众对执政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行为能力的评价与信心。

　　我们常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对腐败案件发现一起必须查处一起，决不姑息养奸，无论涉及到谁，无论他职务多高，权力多大，都必须依法惩治，决不手软。现在，官员资产公布制度是否建立、何时建立，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成为一块试金石。

　　原来“立法条件尚不成熟”，其实只是有些人的“立法观念尚不成熟”。十年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就明确提出要对中国官员的收入实行申报。十年过去了，官员申报财产、官员资产公布的立法条件已经成熟，至少在《公务员法》草案中加入官员资产公布的条款，不应该只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的一厢情愿。

　　【来源：江南时报；作者：潘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