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会议：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里程碑

　　谷源洋主席女士们、先生们：

　　50年前的4月18日，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在印尼万隆举行了亚非会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行发起召开、讨论与亚非各国有关重大问题的国际会议，亦称万隆会议。万隆会议的召开象征着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的觉醒，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是20世纪最震撼国际社会的伟大事件。二战前，世界上有72%的土地和65.4%的人口处于殖民主义的奴役之下。二战后，世界上只剩下2.5%的土地和不足1%的人口尚处在被奴役的地位。这一数字变化表明，大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纷纷摆脱了殖民统治的羁绊，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和解放，成为拥有主权的第三世界国家，标志着反对老殖民主义的历史进程已告大体完成。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不甘心失败，试图重新夺回已失去的地盘。为了维护地区发展、和平与稳定，新兴独立国家认识到团结互助、一致对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尽管万隆会议与会国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的差异，相互之间存在着误解，乃至分歧和矛盾，但这些消极因素并没有妨碍亚非国家求同和团结。亚非会议在“求同存异”的氛围中，取得了圆满成功，通过了十项原则，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在“万隆精神”的推动下，不结盟运动迅速崛起，1961年9月，第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根据第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关于采取“联合行动”的原则，1964年成立了七十七国集团。

　　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既面临着反对旧的国际政治秩序的任务，又面临着反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任务。第三世界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以及亚非会议和第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揭开了第三世界国家加强团结联合，反对国际政治旧秩序的序幕，并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的“破旧立新”奠定了政治基础。亚非会议一致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经济合作的决议，强调促进亚非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性，提出与会国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进行经济合作，互相提供技术援助、扩大贸易往来、采取集体行动稳定原料商品国际价格等多项具体措施，但决议指出并不排除同亚非地区以外国家的经济合作。尽管万隆会议提出加强亚非之间互助合作、共同争取国际经济关系中平等地位的斗争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它指出了亚非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成为日后第三世界加强经济合作和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先导。第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同样也涉及了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问题：要求废除国际贸易的不等价交换；要求稳定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要求第三世界在国际经济领域采取联合行动，等等。这些要求是亚非会议通过的经济合作决议的进一步发展。在联合国第一届贸易与发展会议上，七十七国集团代表发展中国家严厉谴责了不合理的国际分工，阐发了国际经济和贸易关系中的基本原则。第二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首次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1967年9月，发展中国家通过了《阿尔及尔宪章》，明确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并强调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努力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这是发展中国家认识论上的又一次飞跃。1968年联合国第二届贸易与发展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提出三大要求：提供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作为发展援助；缔结稳定初级产品价格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普惠制”（GSP）。经过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1970年9月，在卢萨卡召开的第三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纲领业己大体形成。1974年4月，在阿尔及利亚国家主席布迈丁的倡导下，召开了专门讨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宣言》和《纲领》包含了发展中国家反对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要求和原则，此后发展中国家步入为实现国际经济新秩序目标而斗争的阶段。由此可见，亚非会议是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起点。

　　50年过去了，世事历经沧桑，不论是亚非大陆，还是世界其他地区，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万隆会议在世界现代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万隆会议所倡导的基本精神已被许多国家所接受，成为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南北问题，而南北问题的核心则是“全球村民”将以什么样的国际准则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以求得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如果发达国家能够本着平等、公正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切实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文化，使之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就有了解决的重要基础。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有差距，国际关系的现实表明：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等等。鉴于此，邓小平先生反复强调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对我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内涵进行了十分透彻和清楚的阐述，提出了四个“应和不应”：一是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二是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三是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四是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四个“应和不应”是对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行的全面、准确、高度的概括，是对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做出的新发展，是对万隆会议精神的弘扬。

　　50年过去了，亚非国家遵照万隆会议所确立的准则，妥善处理了相互间存在的各种问题，有利地推动了南北对话、南南合作以及各自和集体的经济发展。翻开世界经济发展史，人们不难发现万隆会议以来，亚洲涌现出“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和“次新兴工业经济体”。尤其中国、越南和印度先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国际社会公认的经济发展业绩，从而使亚洲成为牵引世界经济前进的“引擎”。世界银行早就预测，21世纪将会涌现出七个经济大国，包括中国和印度等，同时有人预言，2l世纪中期前后，世界500家大公司中至少有一半总部设在亚洲。

　　50年过去了，今日的非洲业己不再是所谓干旱、饥饿、贫困落后和生态破坏等的代名词。非洲拥有世界上各种自然资源特别是战略资源，深受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的重视。尽管与亚洲发展中国家相比，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缓慢，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席卷非洲大陆的“多党民主”浪潮渐渐平息，非洲的政局已趋于稳定，各国的主要精力转向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愈益显露出经济好转的曙光。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的发展继续向好的方面转化。因此，人们对未来非洲社会经济发展己不再抱有悲观想法，非洲总是要进步的、发展的。

　　50年过去了，中国作为亚非会议的参加国，始终站在正义一边，同各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一起团结奋斗；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一贯主张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各国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等等，这些倡导和主张都符合“万隆精神”。因此，自亚非会议以来，中国同亚非国家关系全面改善与发展，仅就贸易而言，中国与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双边贸易额都己远远超过1000亿美元，2004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提前2年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中韩贸易额为900.7亿美元，2005年完全可以达到或超过1000亿美元。人们有理由认为“万隆精神”将会继续发扬光大，进一步改变发展中国家的整体面貌和对外关系格局，正如江泽民主席在日本大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的：“如果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崛起是20世纪下半叶国际局势演变的一大特征，那么它们在经济上的腾飞将是21世纪世界新格局的一个重要标志。”

　　谢谢！

　　谷源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此文为作者在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3月30日于北京国际饭店举办的“纪念亚非会议5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