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集粹：牙膏致癌又遭质疑　专家怎么了？

　　新京报：牙膏致癌又遭质疑　专家怎么了？

　　“苏丹红事件”之初，也有专家学者抛出“实际情况说”，认为国内的消费者大可不必惊慌，我国的实际情况与国外不同。但是，至于国内、国外有什么样的不同，专家却语焉不详。这一次，“牙膏致癌”事件甫一开始，专家再一次抛出“实际情况说”。笔者疑惑的是：外国专家的实验室研究结果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到底有怎么样的不同？是国内的高露洁产品不含三氯生等化学物质，还是中国人的特有的体质特征能抵御三氯甲烷的侵蚀，从而不存在身体器官发生癌变的可能？

　　上海浦东新区日前表彰的20名“形象青少年”中，坐在轮椅上现场表演书法的残疾女孩金婉显得特别引人注目。金婉成为“形象大使”，自然犹如新风拂面，令人眼亮神旺。这位身残志坚残的女孩，自然没有婀娜万千的身材，也没有沉鱼落雁的容颜，然而她却有惊人的毅力和坚强的意志，有美好的信念和远大的理想。从这位“形象大使”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真、善、美的形象，更看到了价值观的正本清源。

　　对名记与企业的这种合作，专家称：记者、作家的职业属于公共领域，一旦与资本亲密接触，就等于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公信力出让了。为何企业在我们的国度吞噬力如此之大，能畅通无阻地“通吃”政治、经济、法律还有文化舆论，让官员投入企业的怀抱，让经济学家失去良心，让法学家甘愿为之服务，让名记、名作者涂上商业口红？我想到，所以如此，在于我们的国度中缺乏一种严谨的职业精神和清醒的角色认知吧。

　　洪有昌成为远近闻名的“刁民”。说他是“刁民”，是因为他不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种他的责任田，竟跑到北京去告状，还常到乡里“无事生非、无理取闹”。最典型的做法是在农历逢“二五八”赶墟的日子，快到吃午饭时候，他就和几个村民一同到乡政府食堂去，自己把菜端上桌，拿上自带的酒边吃边喝，吃得高兴还要划起拳来。据说，他们往往酒足饭饱摸摸嘴巴之后，还要把盘子、碗一个个反扣倒在桌子上，然后扬长而去。

　　如今有一种恶俗正在流行，就是把“新闻人物”当作“纯粹名人”炒作，在新闻传播的名气上，嫁接起名人的剪影：一方面是媒体关注的浮躁，脱离了原始新闻价值，用揭隐私、追行踪那套炒作名人的手法追踪新闻人物；另一方面是新闻人物自身缺乏自知之明，不善待自己的新闻形象，真把自己当成了“名人”，主动投怀送抱成为大众玩偶，或是出书，或是当形象大使，或是频频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无节制地滥用新闻赋予自身的名声资源，典型如西安宝马彩票案后的刘亮。

　　恋爱中的人往往习惯于山盟海誓，杨振宁的这一番表白，有人就咬住这话不松口了，说杨振宁有“信心爆棚”之嫌。时下有一帮人专以骂名人为荣就值得我们留意了，他们知道这样做没有什么风险，名人不回应便罢了，一回应正好给自己创造了一条出名的捷径。他们就是典型的藤类植物，一心想攀援名人这棵大树。笔者不是名人，正好借此剥一剥这类人的皮，好让大家看一看他们的嘴脸！

　　政府领导干部资产公布制度有望写入正在审议中的《公务员法》草案（据《新京报》4月18日报道）事实上，早在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从近年来披露出的腐败大案来看，干部收入申报制度实际上形同虚设，执行情况“不容乐观”。通过财产公布让官员“亮家底”，是公共生活透明的第一步，也是让腐败分子最胆寒的的法宝。

　　当优质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少数地方，“挂号”自然成了稀缺商品。这个“千元专家挂号费”，既是迎合市场需求的产物，也是在打击“黄牛党”不力情况下的一种妥协。在笔者看来，如此“千元专家挂号费”至少有多宗“罪”。拒老百姓于门外、给有钱人提供周到服务，是“千元挂号”最直接的效果，这在无形中助推了社会的拜金恶习，同时将使社会贫富分化的矛盾更加凸显。

　　梅岭国家森林公园是江西省南昌市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园内绿树蔽天，秀色夺人。然而，拥有三亿资产的江西某民营企业家却在这里公然毁林修建豪华坟墓达三年之久。面对这一起典型的违规建墓行为，南昌市湾里区林业部门和民政部门都表示，“根本无力阻止这一行为”，“人家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作为国家的公权部门在富豪面前如此疲软呢？

　　据《当代生活报》4月18日报道，在全国职称考试黑龙江鸡西考区，一女生提出小解的要求，遭到监考人员的数次拒绝。最后，忍无可忍的她冲到考场前方，在讲台处拿了一只脸盆，到教室后面解开裤带，当众小解。规矩是死的，人却是活的。不同情况应该区别对待，监考人员不能抱着死规矩不放，而忽视了人的基本生理要求。

　　当下文凭教育的日益低质化和空洞化，使高等教育承担“满足社会分工”这个本体承诺的能力已经越来越低———这个矛盾最终集中体现在就业环节压在毕业生身上，毕业生不得不以考研“回避就业”、与民工抢饭碗“降价就业”、搏取低文凭“复合就业”等方式自我消化矛盾。低质和空洞的专业教育已很难给学生一个体面的饭碗，在文凭上无退路的学生不得不通过搏取低学历这种“自我回炉”的形式给自己增加就业机会，应对就业挑战。

　　能否让年轻的一代记住那些真实的惨痛与罪恶，是一个民族不回避历史、一个国家能否承担历史义务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对于那些幸存者或二战老兵们，相对于各国的政要，年轻人或许并不是集中营遗址上的主角，但对于这样的一些纪念活动来说，他们的确又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群体。因为相对于罪恶记忆，年轻人身上寄托着和平永续的希望；相对于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的一些罪恶现实，年轻人身上寄托着走向和平的现世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