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从娃娃抓起”，有点滑稽

　　网友：邵道生

　　乍一听“反腐败从娃娃抓起”这几个字，总感觉不是个味，有点别扭，甚至有点滑稽，然而当看到我们的媒体还在时不时地宣传一下这个观点时，我这才感到讨论这个命题的“重要意义”。

　　为什么有的学者会提出“反腐败从娃娃抓起”这样一个命题？我想，其主要动机还是想“做足”中央提出的反腐败“教育、制度、监督”这六字方针中的“教育”之“文章”，于是就大大地扩大了在六字方针中具有特定涵义的“教育”之外延，将反腐败中的“教育”与“娃娃”联系在了一起，倒是蛮有一点“新意”的，然而因为缺乏科学的支持，所以肯定是昙花一现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教育、制度、监督”中的“教育”，是与“腐败”、“反腐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教育”，而不是“大教育”、“泛教育”中的“教育”，它的“特定教育对象”是“权力者”，它的特定内涵是“权钱交易”、“权权交易”和“权色交易”。“教育、制度、监督”中的“教育”应该是始终围绕着反腐败中的“特定教育对象”展开的，离开了这个“特定教育对象”而另找“教育对象”，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有点“离开了中心”，就有点“不务正业”，再说得严重一点，就有点“转移大方向”之嫌了。

　　因为这个“教育、制度、监督”中的“教育”，其内涵是特定的，特别“沉重”，政治色彩特别“浓厚”，而且还沉淀、积聚了许多社会文化中的“阴暗面”。而“娃娃”这个概念呢，是应该与天真、无邪、纯洁、活泼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从婴幼儿心理发展特点还是从儿童心理发展特点来讲，把反腐败的“任务”给“娃娃”承担，不仅“沉重”得可怕，而且从我这个研究了几十年心理学的学人角度来说，恐怕是压根儿就违背了“娃娃”心理发展特点、规律的。我可以肯定，提出“反腐败从娃娃抓起”这个观点的学者是没有学过“娃娃心理学”的，或者至少是不怎么太懂“娃娃心理学”的。所以，对广大的心理学工作者来说，“反腐败从娃娃抓起”这个观点显得有点无知、可笑和滑稽了。

　　因为“反腐败从娃娃抓起”的这种“教育”即便是很“成功”，亦是解决不了当今社会反腐败的主要任务的。为什么？对如今的腐败分子来说，接连不断的党纪教育管用了没有？一点都不管用。会让人们掉脑袋、蹲监狱的“刑法教育”管用了没有？一点都不管用。一批批落马腐败分子的可悲下场的“警示教育”管用了没有？一点都不管用。自己的亲朋好友、同志、领导的谆谆劝说管用了没有？亦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我想，“娃娃们”即便是将“小眼睛”瞪得比乒乓球还大，亦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娃娃们”的“小手”究竟能有多大的劲儿？对腐败分子来说，照样还是该怎么腐就怎么腐。这是不是意味着“亲情”一点作用都没有？不是的，腐败分子在蹲大狱时是会后悔的，是会感到对不起“娃娃们”的“亲情”的，然而到了那时，已是为时晚矣。

　　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文人有一个毛病，便是喜欢引申、发挥“大政治家”们说过的话。邓小平一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于是“要从娃娃抓起”就成了文人的“时髦”、社会的“热点”，于是什么都“要从娃娃抓起”，中国的“娃娃们”立即成了被“各行各业”“抓”的“重点”。我们不是整天在那里嚷什么“要给娃娃们减负”吗？然而，像“反腐倡廉”这样繁重的政治任务也要让“娃娃们”去承担，中国的“娃娃们”哪里还有什么天真的、快乐的、美丽的、活泼的、无邪的童年啊！

　　有学者说，倡导“反腐也要从娃娃抓起”，是要让孩子从小培育和形成廉政意识，学会尊重规则、遵守程序。但我以为，这是“大道德教育”之必然功能，用不着拿它来替代“一般的道德教育”。有人还说，倡导“反腐也要从娃娃抓起”，是“要求学校、教师和家长在孩子面前做好廉政表率”。这，当然很重要了，但这主要是“校园廉政”的课题。即便是“廉政文化”跑进“校园”，它的主要对象仍然是学校的领导、教师，将它归入到“要从娃娃抓起”显然是有“跑题”、“偏题”之嫌了。

　　中国的文人太容易浮躁了，因而经常会冒出一些诸如“反腐也要从娃娃抓起”等别出心裁的提法。我始终认为，“娃娃”的手中是没有权的，他们也不会搞什么“权权交易”、“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的，他们决不是反腐败的“教育对象”。让成长中的“娃娃”将来不腐败，那是“大教育”的功能。总之，不要让我们的“娃娃们”去承受那整个社会都难以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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