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民：创建珠海特区的甘苦岁月(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4月20日03:46 金羊网-新快报

　　新快报记者　林洁婷

　　人物: 吴健民，珠海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农林局局长，广东省计委副主任，广东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

　　时间：2004年8月31日

　　地点：广州市农林上路一横路6号

　　复活新闻

　　1978年时，有关报告的说法是：选择宝安、珠海建成“出口贸易基地”

　　到珠海后的第一个困难，是成群结队的人趁着夜晚偷渡过澳门

　　湾仔海边堆放了澳门的80万吨生活垃圾，我们靠这个捡废品换点钱

　　建市之初人才匮缺，绘制一幅珠海地形图竟要200年才能完成

　　小平健步走向桌子，动笔就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七个字

　　伶仃洋，海水蓝得带点绿，带点白。远处帆影点点，近处桅杆林立。海岸线蜿蜒曲折，一面凭海临风，一面青石嶙峋。古人评山，有僧则名，有史则名。依此而推，则伶仃洋也是一个名洋，因为伶仃洋出了一个文天祥。712年前，在国灭身囚之际，他以生命和热血在这片海域写就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

　　这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历史，这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如果说，文天祥给这片海域，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刚烈、凛然、悲壮的绝唱，那么，邓小平则给这片海域留下了一个国强民富、坚如磐石的传说。吴健民是最早听到这个传说的一个人，并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挑一头好“牛”去特区开荒

　　田炳信：我知道您是组建珠海特区最早的领导。

　　吴健民：是一头最早的带头的开荒牛。

　　田炳信：当年去珠海的时候，省里是怎么跟您谈的？

　　吴健民：早在1953年我就从潮州市委调到当时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部当处长，此后一直没离开过广州，都成老市民了。到文化大革命，我成了“走资派”。

　　田炳信：1966年开始被打倒？

　　吴健民：当时叫“靠边站”，再后就进了监狱。后来查不出什么问题，就算是“解放”了。从“干校”回来后，王全国（原广东省委书记）先获得“解放”，在计委当头。我们拍过档，他对我比较了解。我一回到广州，他就要我到省计委当副主任，那时还是计划经济，计委是权威综合部门，够忙的，后来成立省社队企业局又找到我。我常调侃说：我是属鸡的，却是牛的命，什么事要开荒都找我。到社队企业局后，我感觉工作很新鲜，很有搞头，它是涉及调整整个农村经济结构，让农民办工业这么一个新的事关大局的战略部署。

　　田炳信：那是哪年？

　　吴健民：1976年。我几乎走遍了全省的主要乡镇，到处点火作动员———找很多大队的支部书记座谈，讲这个道理：靠每人一亩几分地种粮食，怎么能翻身？非调整结构不可，农村要有一部分劳力来办工业。我还想办法找银行贷点款扶植他们，一片片地动起来。

　　田炳信：那时候乡镇企业就是小锯木厂、加工厂……

　　吴健民：也有引外商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还有补偿贸易的企业，这些工作获得了省委的好评。恰好这时开始传出要在靠近港澳边境的地方办外贸加工基地的消息，但我没想到省委已在考虑我的调动，并派常委、省农办主任薛光军向我征求意见。

　　薛光军将中央经过调查研究，建议将宝安、珠海改为广东省的省辖市，作为边防城市进行外贸基地建设等详细告诉我，并说：“熟悉你的人都推荐你去当珠海市第一任市委书记，不知你的意见怎样？”我说：“这事我也听说了，在边境建立开放城市，任务重，全是新事物，我怕不一定干得了。”

　　薛光军开解我说：“省委让我征求你的意见，不是马上就定。我看你在省计委的职务仍可挂着，下去干两年看看。如果不愿意继续干，那就给人家开个头，两年后仍回省里来嘛。”我说我不是在讨价还价，主要是这事来得突然，至少也要同家里商量一下。回家跟老伴一说，她便感触地说：“真是好牵承（关照提携之意———潮语）啊，都因为你这头牛好驶。土改没日没夜蹲在农村，累死了有谁管？整队来了，说是‘地主思想’，往死里整。‘包产到船’责任制，这个罪有多大？你一个人下放农村当社员，全家都跟你到英德去受苦……”

　　田炳信：那是哪年的事？

　　吴健民：是1959年。1958年我带一个专家组到越南去做《越南北方发展水产业总体规划》，得到好评，后来还获得胡志明主席接见。1958年年底回国，不久就碰上反右倾政治运动，我那个“包产到船”的责任制主张被列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罪状。

　　田炳信：是不是你刚从国外回来就冒冒失失地提出了“包产到船”这个主张？

　　吴健民：这个主张是我在1956年对全省各海洋渔港进行调查后提出来的，还写了文章出了书。1959年“反右”，我很快就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下放到农村。全家人都陪着我下放到英德。

　　虽然我老伴对历次政治运动怀有怨气，但她毕竟也是个识大体、顾大局的老战士，最后还是同意我上珠海去拓荒。为了支持我的工作，她还毅然提前离休，跟我一起到珠海，打理家里的后勤工作。

　　田炳信：在中央批示任命之前，你是叫出口加工区筹备小组组长吗？

　　吴健民：当时广东省委对在宝安、珠海两地改制建立深圳、珠海两个省辖市早有统一意见并报中央，没有用筹备小组的名称，更没有出口加工区的叫法。在此之前的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根据国务院的要求，派人组成经济贸易考察组赴香港、澳门进行经济考察，并写出报告。报告的说法是，建议利用港澳的经济优势，选择宝安、珠海建成“出口贸易基地”。“出口特区”的名称是到1979年7月15日中央发出五十号文时才提出的。

　　偷渡潮比走私更棘手

　　田炳信：当时从广州去珠海要多长时间？

　　吴健民：我从佛山去要过4条河渡，至少三个多小时。

　　田炳信：你到珠海后情况怎样？

　　吴健民：有关1979年时“特区内违法乱纪时有发生，特别是深圳和珠海一带有人和境外走私团伙勾结，走私猖獗……”的传言很盛，但事实上这只是局部问题，是以偏概全。实事求是地说，走私问题并不是当年我调入珠海后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我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成群结队的人趁着夜晚从珠海偷渡过澳门所造成的边境不稳定。这些偷渡者都是农民，有珠海本地的，也有珠三角各县的。珠海三灶这个地方，仅1979年3月至6月，就淹死了22名偷渡者。就在这个紧急时刻，习仲勋、寇庆延、黄荣海等同志到珠海召开了一次珠三角反偷渡工作会议。当时有个别同志在会上说，偷渡的人都是向往资本主义，属于政治问题。我向这几位领导同志解释说，这是由于我们发展农村经济的工作没有做好，农民生活太苦，加上农村分配不公造成的，他们对比自己在澳门的亲戚、同乡悬殊太大，才会铤而走险越境偷渡，这完全是经济问题。

　　我的意见得到了习仲勋等老领导的支持，会后，珠海市委常委统一了认识，请示省委批准恢复边境小额贸易，允许边境公社、大队所产的特殊作物、产品（如鲜花、药材、水果、鱼虾等）可以凭证件直运澳门、香港卖出，以增加收入。加上后来积极引进办“三来一补”加工企业，村村办工业，逐步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珠海农村的面貌确实焕然一新，边境也趋于稳定。1982年，中央发出指示说，珠海在这方面做得很有成绩。

　　田炳信：偷渡的人数很快降下来了？

　　吴健民：珠海本地的外逃几乎停下来了，但其他县、市还有。比方珠海的湾仔，在恢复小额贸易后，2.5公斤的大虾在澳门可换回一桶（180公斤）柴油，单鲜花一项8个月即收入52.3万港元，珠海农村的经济大转机，偷渡出去的人又逐渐从少量到成批成批地回来了。因为那些偷渡去澳门的农民，在澳门没有合法居留身份，很受歧视，干的是最脏、最累的活，报酬都很低，平时也不敢公开露面。

　　田炳信：资料上说，那次偷渡潮比1962年的规模还要大好几倍，究竟是什么原因？

　　吴健民：大规模偷渡的人不是来自珠海本身，多数是来自周围各县。我记得珠三角一些县公社以下的干部作风不正，捞私利，对社员分配不公，引起了广大社员的反感。加上1979年前后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被歪曲了的信息：说公安放宽政策，要发放大量的农民出境申请表。我记得珠海市民1979年上半年通过正当渠道填表申请去港澳的达1.5万人。珠江三角洲与珠海邻近几个县据说一下子就发出了4万多份出境申请表，但批准出境定居毕竟要经过好多次调查，能获得批准的只属少数，那些未获批准的人就组织起外逃的高潮了。当时中山县参与偷渡的人较多，番禺也有，顺德经济发展得较好，偷渡的人就少些。

　　上图：建市之初，珠海优美的城市景观获得中央高层赞誉，曾要求钓鱼台国宾馆的经理专程前来参观学习。

　　80万吨澳门垃圾压境

　　田炳信：你碰到的第二个困难是什么？

　　吴健民：第二件就是澳门的垃圾长期威胁着珠海。当时在连接澳门的拱北关闸地带，往西朝湾仔近海边有个叫茂盛围的地方，堆放了成山的澳门垃圾，估计超过80万吨。垃圾堆沤发热散发出的恶臭飘进珠海，有时还会自燃，污染很严重。我询问过在那里放哨的边防战士，他们说：“夏天东南风吹来，那臭气真是闻了就想吐，这垃圾堆是制造疫病的祸根”，“茂盛围小河的水变黑了，鱼虾绝迹，我们在河边种的水稻，只长叶子就是结不了谷穗。”

　　可是，自解放以来，珠海每天派船到澳门运回垃圾，利用这些垃圾捡废品换钱，已成生财之道，还成立了环境卫生处，专营垃圾买卖。从拱北到前山、翠微、湾仔以及香洲、唐家等地，路边到处堆着垃圾，一片风景优美的地方搞得臭气熏天、乌七八糟，我看了确实心痛！后来调查才知，澳门方面根本没有建立垃圾处理工厂的计划，数百年来，葡澳殖民当局竟连污水处理系统也没有建立。但话说回来，我们自己的环境保护意识也实在太差了。

　　田炳信：听说经济困难时期还曾组织一些干部去捡垃圾，有没有这回事？

　　吴健民：这还是过去我们干部的环保意识问题。县政府成立的环卫处说是每年能赚到100万元，但他们就没想到要付出全县受污染的代价，那可不是100万元能补偿得了的，而且祸及子孙。所以，当市委一致同意停运澳门垃圾入境并请求省府约请澳葡当局与珠海谈判垃圾处理问题的时候，有些人还冷言冷语地说：“大饭碗还没捧上，好歹还有100万元收入的小饭碗就打烂了，岂不弃之可惜？”当时我在一次干部大会上严正指出：眼看着珠海受澳门垃圾的严重污染而不顾，这可是一件对不起珠海人民的犯罪的事。会后，有好多名干部找我认错，承认自己对珠海建市缺乏思想准备，对环境保护的认识水平低。

　　绘制珠海地形图的笑话

　　田炳信：以后还碰着什么大的困难？

　　吴健民：是极端的人才匮缺。

　　1979年新年过后，对我的任命还没下来，我已与省建筑工程设计院挂上钩，请他们尽快组织规划专家小组，到珠海去搞总体建设规划。搞总体规划先要测绘出1：500的地形图，但珠海本地竟然连一个测绘人员也找不到，笑话就这么出来了———省里参加规划工作的测绘部门干部说：“省测绘局已派来4个测绘人员，编成一组。工作的进度是，一个组完成一幅图，要10个工作日；每1平方公里的地形图，要绘20幅图，共花200个工作日。”

　　我的天！珠海的陆地面积是364平方公里，如果只靠这4个人，这幅测绘图得要近200年才能完成！我们说要建一个海滨花园城市，要规划出一个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的经济繁荣的经济特区，但光测绘地形图这一项就要搞200年才能完成，这话说出去还不把人家的肚皮都笑破了？！

　　田炳信：后来怎么解决的？

　　吴健民：当然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临时培训了一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人当帮手，又找了一批从部队转业的测绘人员。更重要的是按省设计院指引的门路，积极联系空中飞机摄影测绘，终于提前完成了任务。

　　田炳信：当年一定下来就是这个规划吗？

　　吴健民：是的。自1979年5月开始，经过一年的酝酿、测量、调查，然后反复讨论、研究、修改，提出要建设一个南海之滨的花园城市，最后还聘请了全国数十位专家评议，从人口规模、劳力平衡、经济区域、生产布局、城建设计、园林绿化、产业发展预测等方面加以论证、完善，终于制定出珠海市的建设总体规划，报省府批准。在此基础上，后来又具体制定了珠海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因为有严谨的态度，真正从实际出发，因此实践起来，出落的形象得到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好评。梁湘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前，专门到珠海住了三四天，和我谈城市规划、谈花园城市的设计，到走时仍意犹未尽。

　　田炳信：建市时对干部任命的情况怎样？

　　吴健民：当时珠海县的干部对建市的思想准备和认识较差，有些干部从名利出发，守住自己原来的职务，曾发生过一阵波动。比如原来县的正局长，现在提升为市的副局长，他就不满意，当时做这些思想教育工作很辛苦。

　　田炳信：筹建珠海特区的干部一部分是省里调来，一部分是佛山调来，还有本地的，是这样吗？

　　吴健民：省里来的少，佛山调的干部多些，珠海县的干部基本上没有调出，都直升上来了。

　　田炳信：当时从北京、上海、广州到特区工作的外地干部多吗？

　　吴健民：有，那是1983年，我到省里要人，跟高教局打了招呼，希望大学生毕业分配时给珠海倾斜一下，到1983年就有较多外来干部充实到珠海。

　　设“局”向小平讨题词

　　田炳信：能不能讲一讲邓小平1984年来珠海时的情况？

　　吴健民：那年我已经63岁，超龄服役准备回省顾委了。1984年1月24日，我参观厦门、汕头两特区后回到广州，当时的省委书记王宁通知我说，邓小平已到深圳，你快回珠海去主持接待工作。我第二天一早就赶回珠海，立即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大家都说，你既然回来主持接待，向邓小平汇报的事非第一把手不可，我也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1月26日上午10时许，小平同志一行（包括杨尚昆、王震等还有卓琳及女儿们）到达珠海，我们市委几个主要负责人都在码头迎接，随同小平一起从深圳过来的梁灵光同志将我介绍给小平相识。

　　田炳信：在这之前见过小平吗？

　　吴健民：只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听过他几次谈话的传达，没有谈过话。他们上码头后，随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孙勇对我说：首长这次来南方主要是休息，请你们不谈太多的工作，保证首长能够休息好。今天的安排是先到中山的温泉宾馆休息三天，29日你们才来带首长到珠海参观。说后，孙勇指定我一个人上了小平的车，就坐在小平身边。

　　田炳信：是什么车？

　　吴健民：面包车，略略改造过，小平的座位前设了一只小长几，我向他汇报时可以在几上摆上一张小地图。我知道我这个座位本是邓榕靠在他耳边做翻译的，现在我坐上了，就用普通话靠近一点慢慢地跟他说。我一路介绍特区的范围，创办的过程，开拓队伍的组成，碰到的困难，对旧体制的看法等等，虽不很系统，但重点问题基本都提及了。小平没怎么说话，但反应很锐敏，点头频频，光说一个“好”字，也能表达他的情绪———有轻有重。到了中山温泉宾馆，我陪着他下车，安顿好了才告辞。

　　29日那一天，我一早就带着几个副书记去接小平来珠海，我还按孙勇的指引上了小平的车。小平的夫人卓琳是我在中央高级党校l956届的同学，我们在车上有说有笑，气氛十分融洽。我陪他们先往拱北走，车开进拱北时，小平很注意拱北工业区的新建筑，问了一些情况。我介绍说：“这个高层建筑物是特区最早同港商合作建的12层商品楼，对面您指的这座是特区商业服务公司的一座19层建筑物……因为中央指示可以先从住宅、旅游入手，积累资金，搞好特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正是按这指示做的，效益还好。”

　　车到拱北关闸口，我指着关闸对面说，那就是澳门。那边破旧不堪，而我们这边却是新修建的海关大楼和关闸广场，老人兴奋起来了，脸上堆满笑容。转上迎宾大道，新修好的40米宽马路实在壮观，老人说话了：“你们做得对！”

　　车到九洲港，老人下了车。这时的九洲港客运通航香港已一年多，第二期工程正准备启动，听了介绍，对于这个靠自筹资金二千多万元，经过一年多一点时间即建成一个货运量指标100万吨、客运量港珠深间最高预达70万人次的港口，小平开怀地笑了。接着他又看了直升机机场和附近的工业区，最后进入珠海第一家引进的毛纺厂。老人看得很仔细，精神抖擞，毫无倦意。看完本来就要上车了，有人提出楼上还有另一家电子厂的一个车间，我征得老人的同意后，又上楼去参观。电子厂的厂长是一位28岁的年轻人，又是自学成才的，得到老人的赞扬。参观的全过程我都在老人的身边，深深感到他是在积累经过实践检验的“特区窗口质量报告”信息，心情喜悦。他对珠海的城市规划、建设布局以及园林造型多次表示赞赏和惊叹。

　　中午，我们在珠海宾馆用午餐。当时有一件议论得最多的事就是小平同志在深圳没有题词留念，希望我能设法让老人题词给珠海。既然是总设计师来视察，看后没题词好像也不好交代，我也感到有压力。我了解到他在深圳给一艘退役改为水上酒吧的游艇写了“海上世界”的牌子，但这算是写招牌，不是题词。我从此得到启发，便布置珠海宾馆的经理张倩玲来向老人请求题字。

　　田炳信：您和老人在一桌用午餐？

　　吴健民：是的，我坐在他身边。因为老人高兴，坐下来谈天说地很轻松。从澳门赶来相陪的马万祺说：“首长看来身体很好，多年不见，也不见老。”老人说：“已八十了，还不见老？”马万祺接着说：“老当益壮，祝您健康长寿！”老人风趣地答：“目前还死不了。”席上洋溢着欢快的气氛。这时，张倩玲走过来，恭敬地向老人请求：“请首长题几个字留念好吗？”

　　田炳信：哦，这都是你设计的？

　　吴健民：是的，但那时我也很紧张，万一老人不答应怎么办？我很注意他的神态。毕竟是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和蔼沉着，却把眼光对着我了：“你看写什么啊？”嘴边带着笑意。我顿时把心头压着的石头放下了，顺口就说：“您看了珠海特区就写对特区评价之类的话……”没想到老人立即站起，健步走向早已摆好宣纸和笔墨砚台的桌子，动笔就写了“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七个字，并不是如某些人说的“站在桌旁考虑了很久”。

　　我当时想过，也许老人看过深圳后，仍觉得实际情况未足以有力地支持老人对特区设计的检验结论（毕竟只看了一个地方），经过珠海这一程，基本上可以说豁然开朗了。所以，我感觉到他所写的这七个字是真正出自他看到自己“设计的产品”取得圆满成功的那种内心喜悦，这也是实实在在的、对开拓者所作出成绩的肯定，是对士气衷心的鼓励，又是真诚、严肃的鞭策。

　　小平写完题词，放下笔，全场热烈鼓掌。这时张倩玲又走过来问我：“喝点茅台可以吗？”我转问老人：“喝点茅台？”老人回答得很干脆：“可以！”于是，马万祺举杯敬酒，老人一饮而尽。干了两杯，孙勇紧张了，走过来在我耳边轻声说：“请不要劝酒。”我说请放心，我会掌握的。整个餐厅自始至终充满和谐、喜气洋洋的气氛，这种气氛又给每个人一种特别的感觉———这就是大家都围绕着经济特区的建设事业而享受到一种深沉的喜悦和经久的激动。当天下午，老人带着珠海人民的依依惜别之情，直奔广州。

　　关于建花园城市的争论

　　田炳信：有一种观点认为，珠海建滨海城市等于把门槛提高了，没像深圳那样大鱼、小鱼、虾米通吃，很多项目都跑到别处去了，珠海错过了一个城市的原始积累时期，一个历史性的发展机会。你怎么看？

　　吴健民：我是1984年3月离开珠海的，对珠海的整个发展不好置评，但我不认为建滨海城市就是阻碍了“三来一补”。“滨海的花园城市”是指在城市建设中营造一个优美的生态环境，对于“三来一补”的引进，它更能提供一个舒适的创业和生活环境。假如引进的企业会带来污染，我们也会商讨如何能有效地消除这些污染。记得仅1983年这一年，珠海就引进工业项目（多是“三来一补”）413宗。至于一些企业后来离开了，有的跑到深圳、东莞、中山去了，我看必有内在的各种原因，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单讲当时的政策，我认为至少在我离开前，珠海的政策还是不至于令到老板们放弃珠海跑到外地去的。人往高处走，如果人家在比较之下，觉得深圳等地的条件比珠海好所以走了，那就不是“门槛提高了”的问题了。

　　万事开头难。这是中国人对事物判断的一个独特角度，也是一种历史的角度，这里有尊敬，有谅解，有一种包容和博大的思维。

　　26年前的珠海，有人说这里只是“一条街道，一间粮站，一间工厂，一家饭店”的地方，下午5点在香洲已找不到饭吃了。1978年，珠海的农业人口有8万人，渔民0.8万人，城镇人口3.7万人，还有2万名在港澳和内地都有户口及渔船牌照的流动渔民，全年工农业总产值8023万元，全县财政收入639万元，农村人均收入仅149元。而现在的珠海，货如轮转，人如潮涌，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海滨城市、旅游城市。

　　遥想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后，提出了观察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治理得好的标准：远者来，近者悦。这句话，在穿越了几千年的时空之后，在珠海找到了落脚点。

　　珠海的迅速崛起，正是有了一批换了脑袋，换了眼睛，换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先行者的摸爬滚打，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亮丽、崭新的城市。

　　（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