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清朝十二帝（连载）

　　阎崇年著

　　二十一、鸦片烽火

　　道光继位后，来不及处理鸦片问题，而是先着手解决最为紧迫的3件事情：第一件是调整中枢机构大员，将嘉庆时的重臣大学士托津、戴均元等换掉，组成包括曹振镛、穆彰阿等在内的新的朝廷班子；第二件是治理河漕；第三件是道光八年（1828年），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然而，西北烽火刚熄，东南硝烟又起。

　　鸦片流入，由来已久。道光皇帝的皇曾祖父雍正开始禁烟，皇祖父乾隆下令禁烟，皇父嘉庆也屡令禁烟。但收效甚微，且愈演愈烈。道光开始禁烟，遇到很大阻力。鸦片走私，更加嚣张，这时朝臣对禁烟政策有两派意见：以许乃济为首的弛禁派和以林则徐为首的严禁派。朝廷大臣发生两派观点并不奇怪，问题是道光皇帝如何决策。

　　道光皇帝开始决定支持林则徐严禁鸦片的主张，派他为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到广州禁烟。林则徐坚称：“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林则徐严禁鸦片，必然损害一些人的不法利益，也必然损害英国殖民者的不法利益，因而定然遭到他们的反抗。道光皇帝作为一朝君主、一个政治家，他应该看到或预见到这一点。对英国殖民者可能由此而产生的反应———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贸易的，预先采取防范措施。但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

　　清朝失败，以下两点，值得思考：

　　首先，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失败是必然还是偶然？

　　不错，当时英国的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朝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治腐败、军备废弛。“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事物的普遍性。但事物还有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历史分析。中英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可做如下思考：

　　从战略来说：

　　一则，国力———道光时清朝人口4万万，俨然是东方一个大国，英国当时还没有成为“日不没国”；且英国跨越重洋，长驱远袭，以动对静，以劳对逸。清朝有可能打败英国的侵略。

　　二则，军事———英国进攻，而清朝防御；英国兵少，而清军兵多；英国后方太远，而清朝在本土作战。

　　三则，民心———英国是侵略的一方，清朝是反侵略的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林则徐、邓廷桢发出告示：“如果英夷兵船进入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

　　从战术来说：

　　一则，兵力———1840年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统带的侵略军4000人，乘舰船40余艘到达澳门。这支军队，数量有限，只要认真抵抗，完全可以得胜。

　　二则，后方———当时欧亚交通艰难，英军战线太长。7月初，侵略军进犯厦门，遭到邓廷桢率福建军民抗击，就北驶浙江定海，定海总兵葛云飞等壮烈牺牲，定海失陷。这时，清朝也只是小的失利。清军在总体上完全占有优势。

　　三则，武器———当时英军使用的武器，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拉得那么大。

　　弱胜强，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是很多的。道光皇帝的祖先，当年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所以，从战略、战术分析，清朝有可能打胜这一仗，但清朝却打败了。

　　其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历史责任是在穆彰阿还是在道光帝？

　　认识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皇帝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遣戍新疆伊犁。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比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第一，军机大臣穆彰阿主和是窥伺道光皇帝旨意而秉承的；第二，因为道光主和，穆彰阿乃跟着赞成主和，这里的主从关系不能颠倒；第三，罢免林则徐是穆彰阿根据道光皇帝意图行事的；第四，琦善身任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其替代林则徐，没有道光皇帝谕准同样也是不能的。在大敌当前之时，林则徐被斥责、革职并谪戍伊犁，这和当年崇祯皇帝在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逮捕并事后凌迟袁崇焕一样，都是“自毁长城”！历史的悲剧又一次重演。因此，鸦片战争失败的责任主要应由道光皇帝来负。

　　道光过于无知。道光皇帝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顾！

　　道光过于无勇。他如有当年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登岸后聚而歼之，这场战争是不会打输的。

　　在鸦片战争期间，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演出了一场“尸谏”的悲壮史剧。

　　“王鼎尸谏”与穆彰阿得势，这是道光皇帝的两面镜子，它反映出：“君子消沉，小人猖獗！”道光皇帝在位时期，清朝的危机更加严重。道光虽有“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却不能采纳忠言，不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定。孟森先生认为：“宣宗之庸暗，亦为清朝入关以来所未有。”

　　道光是中国2000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殖民者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皇帝应负主要历史责任。

　　（待续）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04月20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