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来论

　　永远悲凉的救赎，期待不再悲哀的宿命

　　贵报昨日社论拿佘祥林案比照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希冀传递给受众电影中表达出的理念——怯懦囚禁人的灵魂，希望才可感受自由。强者自救，圣者渡人。没错，对于虽历经11年牢狱生活依然未泯清白信念的佘祥林，对于用一把小锤子挖了20年“重生隧道”的电影主人公安迪，强者的心灵总是相通的，他们共同用希望为自己的自由与清白正名。

　　如果说强者的幸福总是相似的——虽然这样的幸福有着无尽辛酸的味道，那么，弱者的悲哀虽然表现各异但却本质趋同。体制的同化力是巨大的，个人的抗拒力是渺小的。我们不能奢望更不能强求每一个普通的人能以一己之力去对抗一个体制。在悲剧和不幸面前，太多诸如你我之辈的小人物，要么抗争无果只能无奈地接受命运的作弄，要么从一开始就“所有问题都自己抗，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我们尽可以赞叹、唏嘘或者憧憬强者的精神，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依存的还是一个完善的制度。不是每个人都有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的精神，也不是每一次挑战都可以成功。我们为体制化未必枯竭人心而喝彩的同时，是否也该同时反思它所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以及司法体制显而易见的漏洞？毕竟，个案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个体的说明价值，而在于对“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启迪效果。在这些永远悲凉的强者救赎背后，我们更期待的是弱者不再悲哀的宿命。　乐水

　　到哪去找爱因斯坦的“转世灵童”？

　　这几天，世界掀起了纪念爱因斯坦的热潮，才发现这位现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是在4月18日去世的，恰是朋友的生日，便忙不迭地告诉了她，戏称其为“转世灵童”了。这自然是个戏言，不过，下一个爱因斯坦究竟在哪里？

　　然而在目前的中国，我还看不到半点爱因斯坦“转世灵童”的影子。许良英先生说，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不可超越。我却想，超越固然不能，找点影子，模仿一下爱因斯坦，于这个世界，也当是一件好事吧？只是这一模仿，竟又把爱因斯坦摆在绝对权威的位置上，而爱因斯坦终身都是个反权威主义者，他曾经如此说道，“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

　　爱因斯坦所说的民主，其实正是对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人权的捍卫，对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保有。当然，光有某种制度和精神，尚不足以产生爱因斯坦式的大师，但没有一种相应制度和精神，却是以举国之力，也造不出一个爱因斯坦的。国人长久以来的误区便在于把科学仅仅视之为科学，把人文仅仅视之为人文，其结果却是科学沦为技术，人文沦为文学。我们不缺技术，技术可以引进，可以模仿，可以创新，但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却是植根于泥土之下，流淌于血液之中。

　　从美国普林斯顿出发的“物理照亮全球”的光束在19日夜抵达了中国。寻找爱因斯坦第二，成为全球科学界的一个目标。作为一个缺乏科学精神积淀的民族，更作为发展迅猛，越来越需要担当世界责任的中国，我们更需要反省还有什么在束缚科学的发展，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科学创新体制，需要什么样的人文环境。这一切，都将是爱因斯坦给予我们的当下启示：如何实现体制的现代化与人之精神的现代化。康不德

　　老百姓为何总被涨价者惦记着？

　　油价上涨，“的哥”收入受损，中国出租汽车协会透露，京沪穗等10个城市出租车企业正联合酝酿出租车调价公式。

　　作为行业协会，体谅司机们的难处当然是应该的。然而，主意却绝不该打到老百姓这儿来。坐出租车外出，我很少听到司机抱怨乘客、抱怨收费太低的；恰恰相反，老有司机抱怨出租车公司、抱怨昂贵的“车份钱”。《新闻周刊》曾经做过一个出租车问题的专题，题目就叫：《出租车管理体制：所有人一起为出租车公司做贡献》。我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为什么“坐享其成”的出租公司在油价上涨时，不能适当减少司机的“车份钱”，却只知道找乘客涨价呢？

　　和所有涨价一样，涨价者总不忘提“国际惯例”。然而我们的客观现实却是：政府“总量控制”名义下的出租车特许经营权，许多城市只给出租车公司而不给个体经营。政府该不该死守着“总量控制”，为什么出租车不能由个体经营，这都是一些大课题。出租汽车协会置这些大课题与国外的差别于不顾，忙不迭地拉出一个“调价公式在欧盟一些国家广泛使用”作垫背，其实根本不具有可比性。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