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射兴奋剂的社会

　　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恐怕很多都有“Fuck”一把共和党政客的经历……30岁之前不激进是心灵有病，30岁后激进是脑子有病。

　　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与一个50多岁的美国老头坐在了一道，他蠕动着下垂的两腮，用那种白描的语气缓缓回忆点滴往事。只是在他说到旁观学生集会的时候，我听到一句低低的“Fuckyou,Reagan！”

　　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恐怕很多都有“Fuck”一把共和党政客的经历，20世纪60年代的一场惨烈的越战让肯尼迪和约翰逊也难逃此命。30岁之前不激进是心灵有病，30岁后激进是脑子有病——丘吉尔的名言有好几个版本，但原理是一样的：如果年轻的时候不问时事，稳如泰山，一进入中年反而骚动起来，那么这人的一生很可能就会沦为家残人稀般的惨淡；通常情况下，激进是少年人的专利。很多政府都会选择给中年人更多的政治权力，乃是看中了他们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的需要，以这批人组合成主体，一个服下定心丸的社会庶几可成。相比之下，那些20多岁放纵嚣张的年轻人，却总是让政府伤透脑筋：这个人群就像一支危险的兴奋剂，适度时激发全身血脉活力，超标时则会带来生命之虞。

　　吕庆广的《60年代美国的学生运动》一书本不以先锋艺术为主要内容，而是勾勒一个时代的全貌。不过，作为学生运动中的一支准主力，先锋艺术得以发挥席卷全国的影响，其实与这个国家的自由与宽容不无关系。这是那个时代的吊诡之处，也是美国让人难以轻易褒贬的地方。如此丰富的非常规文化现象能在这个国家存在：先锋派们的街头戏剧、地下电影和图书直接激发了学生运动的灵感，而免费教堂、免费学校、免费诊所以及各行各业的进入，则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变成了一个乌托邦的试验田，学生一面在这里进行实践反抗，一面尝试脱离社会正轨，享受激进带来的快感。法国的1968，学生们直接喊出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全国各界群起响应，把戴高乐震得跌下宝座，而美国的1968虽然充满着先锋派的锋芒，却也因为这种艺术含量而显得更文化，内涵更丰富而有超越意味。这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对比。

　　是不是一个能把信仰反叛的青年亚文化纳入体制，融化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的社会才更能显示其成熟？与法国民间与政府直接碰撞相比，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学生们虽然不久也遭到官方的弹压，但学生运动和先锋派的巨大影响至今仍然清晰可辨；高层和民众之间有一个宽阔的缓冲地带，乌托邦精神和无政府传统被一层一层地下情上达，途中流布到全国各地。这一段看起来似乎大厦将倾的日子过去后，一部分愤青顺利转型，进入安分守己的中产行列；另一部分愤青碰壁退思，转而寻找出世之途；剩下的亨特·汤普森之类的人，则尽可能长地延续他们“Fuckyou”的热情。在这本严谨客观的学术著作里，作者叙述美国学生运动的盛衰，决不是要证明越战的巨大罪孽或资产阶级政府镇压的残忍；值得我们反思的是：面对激进青年自由奔放的个性，应该掌握何种尺度的宽容，才能保证兴奋剂发挥其最大效用，以取得收获精神财富和付出社会代价的最佳比例。

　　《60年代的美国学生运动》，吕庆广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