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军人家信的三个片段

　　文/舜 尧

　　我已经十多年没有写过家信了。前段时间搬家，我从阳台的柜子里翻出两包信来，那是我八几年写给家里的信，大概有几十封的样子。两地分居时，妻子把我写的信都放着，后来随军，举家南北搬迁好几次，不少东西都扔了，只有这信还留着。舍不得扔，并不是冒充有清闲能力的人日子过得讲究。而是感觉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难以割舍。这有点像小时候嘴里掉下来的牙，明白用处是没有了，但要扔掉，却还是有些恋恋不舍。

　　在一个军人的面前提家信，你能一下就触动他最柔软的那根情感之弦。写家信，换种说法其实就是用文字和家里人说话。这种方式对于过去的军人，几乎是惟一的。如今电话普及，科技将空间压缩，远在天边能够如近在眼前样的聊天，这是科技给人带来的福音。但是我想写信这样的方式，对于军人可能不会废弃。因为打仗是军人存在的前提。科技再发达，也不会把能给家里通信的电话布满战场。名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像禅语一样地把军人和家里的说话方式作了规定。军人好像别无选择。1986年我在前线代职，曾经采访过一个军工连的指导员。他叫彭胜文。我们的话题有一段就是讲的是家信的：

　　都说老兵的病多，新兵的信多。可在阵地上，不管新兵老兵，只要军工一到，第一句话准是有我的信没有？相比起来，能收到家信的人是幸福的。能从家信中得到好消息的人，那就是福中之福的人了。

　　通信员王春光刚上阵地时候，一个月没写信。他是陕西人。父亲是火车司机，母亲是教师。他在家排行老大，在全连却是年龄最小的。接阵地时，他带上去了些信纸全潮湿了，写不成。后来家里传来消息，说他在前面被对方抓住，死了。母亲一个多月收不到信，急得隔三差五地给连队写信。连队打电话给他，叫他必须亲笔写封信给家里。王春光是用罐头盒标签纸写的。连队在他从阵地上捎下来的信里又附了一封信挂号寄回他家，知道这信要收不到他妈没准就疯了。王春光一天收到四封信。姑姑的，母亲的，老师的，同学的。收到他的信知道他没事，都给他写信来了。王春光高兴得发狂：我今天发财了。吴刚宁收到信，是弟弟写来的。他说这信给他带来三喜：兄弟两个原来相互都不理，是不通信的，这次弟弟主动给他写信了，这是一喜；告诉他二等功奖章寄来了。全县只有两人，县里开庆功会，当场发给父亲一个二百元的红包，父亲坐在县太爷的讲台边，甭说一辈子，几代人都没这般长过脸，这是二喜；三是村里帮解决了地基，吴家穷，过去自然被人瞧不起，现在县里重视，村上也不敢怠慢，全村都传诵他，父亲有了笑脸……副连长施忠飞，江苏启东人，爱人是个教书的，三月份给他生了个胖小子，五月份就把照片寄来了。照片一到，都叫他请大家喝酒。施副连长把胸脯拍得山响：没问题，下阵地请大伙喝五粮液，管醉！

　　找对象是一排长熊忠超的难题。以前谈了四个都没成。这次上阵地，家里给他介绍了个糖厂工人。未婚妻来信，他看了几遍，连长躲在他后边看，他也没知觉，后来装傻问他谁的信，他一下把信卷起来放进口袋，不好意思地说家里来的。他面浅，文化不高。未婚妻来信说，你不嫌弃我，我跟你一辈子。现在西瓜、西红柿都好，你打仗，多保重自己，不要挂念家里。

　　直接从高中入伍的田洪刚，收到一个同学给他来的信。信里夹着照片。同学今年也就18岁，很漂亮，大家都想看看。姑娘的照片被战士们争来抢去，一不小心扯成了两截……

　　在前线还能收到不少的慰问信。大学生的信写得好，通信员和机关的人就留起来了。分到连队来的大多是小学生用作业本写来的。连长收到的是成都无缝钢管厂子弟学校四年级三班的。信封上写的╳╳前线的解放军叔叔收。连长是四川人，大家就把这封信给他挑来了。连长拆开一看，好几张照片，男娃儿女娃儿都有。照片背面都写着名字。孩子们要收信人寄一张威武的照片给他们。连长把照片收藏起来，和儿子的照片放在一起。

　　在阵地上，家信可以让一个人立刻脸上放光，也可以叫一个人半年打不起精神。

　　青海民和的藏族兵白生军，家里一年死了三个人。同学给他写来信。收到信时，他的爷爷和弟弟都在三个月前去世了。他边看信边流泪。一天没有吃饭。指导员给他打电话，他接了电话不吭气。指导员也觉得无话可说。两人对着话筒沉默不语半天没有一句话……

　　但比较起来，收不到信的人心境可能会比这更凄凉。

　　炊事班李运奇，母亲是瞎子。哥哥是傻子。姐姐一出嫁，家里没人管。也没人给他写信。李也不识字，平时话少。都叫他老黄牛。没打仗前猪养得好立了个三等功。到了阵地上，上边给连队拨了100元救济款，连队给了他20。指导员把钱塞给他，他说不要不要，我连封信都收不到的人，要这些干啥？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这段文字抄录于我在1986年前线代职的一本采访本。当时采访的具体时间和情景，我都想不起来了。我已经只能依靠采访本上的文字，来努力拼接那些远去的生活碎片。和这些碎片叠加在一起的是1987年8月1日到新疆昭苏边防9团采访的一个细节。它和家信有关。在边防9团的某某边防连，我们顺便给采访的某某沟哨卡带去信和报纸。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拿上去的最新的一张《解放军报》的出版日期是6月23日。有几封信，我们也给战士们捎上去了。哨卡住着十几个兵，话少得很。他们充其量冲你点头一笑，算是礼节性的招呼，就躲开了。他们已经不习惯面对面的与人交流。在哨所旁的山坡上，我和一个士兵盘腿而坐。他并不看我。眼总是空洞地望着前面的山坡。我问他你今年收到过信吗？他摇摇头。再问，他说刚当兵的时候写过，后来就不写了。他说有个老兵，他的姐姐去世了。但收到信时，事情已经过去三个月了——我们的对话非常艰难。他没有话，总是用摇头和点头回应。但我能从他断断续续的话里读出信息：时空的错位让信这种惟一的说话方式也变得没有意义了——情感无法对接，在这里服役的人就像掉进一个无限寂静的黑洞。在你情感之唇干裂得流血需要滋养的时候，你的所有的努力和挣扎带来的除了耗损，再没有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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