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推迟手术的一年里(节录)

　　陈明

　　1979年，丁玲从山西到北京，从医院到宾馆，10月间分到了宿舍，安了家。虽是几经迁徙，却并未放下笔。她在紧张的社会活动中，挤时间，抢时间，平均每月以近万字的速度在写作。两万字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一文于1980年元月2日脱稿，发表于2月20日上海《文汇增刊》上。

　　1979年8月1日，中纪委的孙克悠偕同陈铁健等来友谊宾馆走访丁玲，补充了解瞿秋白同志生前的一些情况和丁玲对他的看法，他们带来了《多余的话》和铁健写的文章，谈了一个上午；以后他们又来过一次，还把上次的谈话记录送丁玲校正。

　　1923年，丁玲和她的挚友王剑虹女士在南京认识了瞿秋白，并由瞿介绍，到上海进了上海大学。秋白同志光辉的一生只有短暂的三十六年，丁玲与他交往的时间更短。但这可数的来往对丁玲的一生却发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孙克悠同志的来访，重又勾起了她的思念和感怀，她摒去闲事杂文，打扫心境，以师生、知交和战友的深厚情谊，写了这篇动人心弦的回忆文章，充分地表述了他们之间的情感波涛，使后人能实实在在地触到秋白的思想深处，扫除围绕秋白同志身边的迷雾，加深人们对他的正确理解。丁玲在文中着重谈到《多余的话》。“四人帮”曾把这当成秋白同志叛党的罪证，对他坟鞭尸。“四人帮”垮台以后，也还有同志认为《多余的话》或是敌人的伪造。丁玲以一个饱经沧桑、阅世较深的作家的敏感，以她和秋白夫妇一段纯真无私的交往中得到的印象，对《多余的话》和作者的思想，作了合情合理、透彻细致的分析，令人心折口服。《文汇增刊》的梅朵同志没有忘记告诉我，这期的刊物销数上升，上海人民电台连续广播，文艺界人士广泛称赞。但与此同时，从某些角落却吹来一股冷风，说什么丁玲她有什么资格纪念秋白！？俨然唯有他们才是真正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有资格纪念秋白，别人谁个有这份光荣都得由他们来审查核准。历经风雨的丁玲听到这话只是淡淡一笑，她以为自己的文章能够引来这样的议论，也可以证明文章的价值和影响。我却不免要掷笔慨叹：“丁玲，丁玲，你和你的文章为什么这样多舛？时耶？命耶？”现在，在她离开人世将近五年的时候，我把这一隐情披露出来，使人们思考，读者不会责怪我的多事吧。

　　烦恼与欢欣，紧张的写作与繁忙的社会活动，推迟一年再作手术的期限已经临近，那颗黄豆般的乳腺瘤似乎也变得大些了。1980年3月，丁玲赶写了《也频与革命》这篇不足3千字的短文后，便住进了首都医院。短文对沈从文先生1933年写成、1934年发行、1939年经沈先生补校出了普及本的《记丁玲》一书中歪曲胡也频、丁玲与革命的关系提出了坦率尖锐的批评。

　　沈先生初次撰写《记丁玲》时，正是盛传丁玲已被国民党杀害，左翼、社会各界和国际上知名人士纷纷提出抗议的时候。沈先生是为了纪念死者才写的，他以为丁玲已经不在人世了，永远没有可能看到这本书了。但是丁玲没有死，她还活着。她被囚禁在南京，自然看不到这一本书。1936年秋，丁玲在党的帮助下逃离南京，奔赴陕北苏区保安(今志丹县)，在一块新天地里，生活在人民中间，工作、学习，她没有闲暇，也没有条件看到这本书。1949年新中国建立，丁玲、沈从文都有幸聚首北京。那时沈先生因为对共产党、对革命不甚了解，由疑虑而产生不安，严重时发展到某种程度的神经错乱。为着缓解和劝慰，丁玲以老友的情份，曾到西单沈先生的寓所看望，还约了何其芳同志同去，我也在场。他们离别近二十年了，年轻时的朋友重逢，生者与“死者”相见，抚今追昔，应该是无所不谈的。但在言谈中，沈先生却一句也没有谈到当年为纪念丁玲的“死”而写，1939年又经自己补校出了普及本的这本书。此后不久，他们便各自东西，沧海桑田，又逝去了近三十个年头。1979年年初丁玲回到北京，一天晚上，她和沈先生在友谊宾馆餐厅里不期而遇，张兆和女士和我都在。彼此只有短暂的寒暄，没有长谈。不知是有意或是无心，沈先生仍旧一字不提这本书，好像他从来没有写过《记丁玲》的书；或者这本《记丁玲》不是他写的那样。

　　大概是1979年的7、8月吧，丁玲从医院出来住在友谊宾馆的时候，两位日本学者来访，把带来香港新版的《记丁玲》上、下册送给丁玲，并说海外学者把这本书看成是研究丁玲的第一手资料。这是丁玲从异国友人手中第一次拿到、看到老朋友在四十六年前写作出版的关于她自己的书。

　　在这本书里，如果只有部分失实的地方，那是可以原谅的。但书里的丁玲与生活中的丁玲相距太远了。我与丁玲从“七七事变”时起在延安相识，前后共同生活四十多年，以我对她的了解，看了这本书后，也不免感到惊异和遗憾。我以为，人们可以有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可以和持有不同思想见解的人保持友谊，倘若相处，必须彼此尊重，不要戴着有色眼镜，以自己的情趣，主观地想象别人，背地予以嘲弄奚落。倘若为人作传，作据材料，必须翔实，尊重客观事实，不能用自己的虚构推断，以莫须有的事强加于别人或“死人”身上。否则，对于所论及的人，对读者，都不能说是诚恳负责的。丁玲浏览此书后，一时也很生气。但她对我说：“几十年来，我被诬陷为叛徒、右派，都挺过来了。现在党组织正在为我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记丁玲》中那些虚构编造我何必在意，有什么不能容忍的呢！”类似的话她在几个年轻人面前也流露过。而我呢，我从这时似乎才明白过来，沈先生一直对丁玲缄口不提这本书的奥妙所在了。

　　那一年，不断来访的国外学者们，见面几乎都要谈到这本书，他们把这书当作是研究丁玲的第一手材料，是丁玲、胡也频少年时期的挚友沈先生写的，当然是权威著作。他们从书中某些情节，引出来一连串的问题。这促使丁玲考虑，应该写篇文章，指出书中失实之处，以正视听，防止以讹传讹。但顾及沈先生的健康和情绪，她一再犹豫，没有动笔。过不久，《诗刊》要选发胡也频的诗，约丁玲写一篇文章。1950年，丁玲曾写《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详细记述了胡也频烈士在短暂一生中的苦难与光荣。《诗刊》的约稿，引起了丁玲更多的感慨。她想这次的文章，应该准确地阐写也频和自己与革命的关系，澄清《记丁玲》一书中散布的错误和影响，但这必然会碰到沈先生。该怎么办呢？她又一次犹豫，又一次沉思。最后她决定了，写一篇短文，并不对沈先生逐条批驳。同时，她更认为，文章既然要碰到沈先生，就应该趁沈先生健在时公开发表，明人不做暗事，以便沈先生有不同意见可以表明，而不应等到别人百年之后才说出去，使人无从申辩。于是她在公开发表的《也频与革命》一文中，指出《记丁玲》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她的言辞也许过于严厉，但态度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坦率光明的。文章发表之后，沈先生看到了，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尽可以在丁玲在世时公开批评。以沈先生在文坛的声望，在任何刊物上发表答辩的文字，我想是不会有困难，可能还会受到欢迎的。但是，一直没有听说沈先生有什么意见。曾经有一位美国的汉学家艾勃先生来访问丁玲，也谈到这本书。汉学家听到丁玲的意见后问道：“我是否可以去看看沈先生？”丁玲说：“当然可以！”我特地把查问到沈先生的羊宜宾胡同的住址写给他。隔了几天，汉学家的翻译彭阜民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他们到过沈家，沈先生对汉学家说：“过去的事已隔多年，我记不清了。如果我和丁玲说得有不一致的地方，以丁玲说的为准。”此外我们再没有听到沈先生还说过什么。只是在今年，1990年，孤陋寡闻的我，从两本杂志上所披露的1980年7月和1982年1月沈先生写给朋友的两封信中，才知道他对丁玲的那篇短文很有意见。可惜的是这两封信虽都写在当时，写在丁玲还活着的时候，但当时却都没有公开发表，公开发表是又一次在丁玲的死后！

　　现在，丁玲、沈从文都已作古，但是《记丁玲》这本书还在，丁玲在这书上所作的眉批也还保存着。

　　丁玲写了这篇短文后，3月初住进首都医院，由吴蔚然教授主刀，作了乳腺癌——确实是癌——大面积切除，5月中出院。从1979年3月至1980年3月，在冒着生命危险、推迟手术的这一年里，在癌症的威胁下，她写作和发表了十一万字的新作，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超额完成了一年十万字的规划。

　　1990年9月—10月

　　(原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1期)